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水火是民众所必需而又到处都有的，所以民众取之不尽，还乐于送给别人。粮食也是民众所必需的。如果统治者管好耕种，减轻税收，按时食用，依礼消费，使老百姓的粮食像水火那么多，那么普遍，如此，天下哪有不能治理好，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苟子在孔孟“富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上下俱富”的主张（《荀子·富国》）。所谓“上下俱富”，就是既富国又富民，而以富民为富国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苟子以前，儒家主要讲“富民”，法家才强调“富国”。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大谈富国而不太讲富民。因为他认为，老百姓如果太富了，就会看不起国家的奖赏，尤其不肯为国家的区区奖赏而冒死去当兵打仗；甚至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进行贿赂请托、破坏国家的法令，这对富国是不利的。因此，他总是强调要把社会财富尽量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不愿意留在百姓手中。这就是所谓：“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由此可见，商鞅实际上是把富国和富民看成是相互排斥的，认为要保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
苟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接过了法家“富国”的口号，而加以必要的改造。他专门写了《富国》篇，详细论述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指出：“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国家的根基在于民I众，民众贫穷国家也贫穷，民众富有国家也富有。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无视民众的利益，到头来只能使国家积贫积弱。“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峁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