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也是这样对待陈维崧的。《四库全书》中只收录陈维崧的“四六”，当然是认为，骈文创作上的成就足以代表他个人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也能代表一代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国朝以四六名者”，“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1]这也没有什么不妥。在词的问题上，如果考虑到陈维崧力学苏、辛的词学路数，也许恰好被当成了传统正变高下观念在词学批评实践中的反面教材，四库馆臣弃之不顾，也就不是那么令人费解了。倒是四库馆臣的选择，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阳羡词派此后进一步没落的推手，着实令人深思。至于纳兰性德，词学成就固然不菲，又有《侧帽》、<饮水》二集生前别行，所作曾得陈维崧“哀感顽艳”之誉，但其词史地位的蹿升既不在此时，又恐怕还要得益于他的非汉民族作家身份[2]。加上同为“京华三绝”之一的曹贞吉已人四库馆臣“法眼”，这位“国初第一词人”的落选，也就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弄清楚不单独登录大家如朱彝尊词别集的原因，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四库馆臣何以登录像曹贞吉这样“取径较正”[3]的名家。清词大家尤其是清初词坛大家的认定，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之间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研究者之间，都往往会出现较大的不一致，这主要是由于对象时段的词史现象极其丰富复杂，不回到具体语境和具体文本中，很难准确纳绎和精确还原。余英时曾指出，十七八世纪的儒家思想正进入一个新的“车同轨”的阶段。文学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不会超然其外。所以，作为后来者，再行研究此期学术（文学）思想，也需要像彼时一样一切重回经典（文学文本）。[4]四库馆臣通过编纂词类典籍与撰写书目提要，基本上勾勒出了有清百余年词史发展的轨迹，对在清初词坛上因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呼风唤雨的浙西词派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继续用盛世之音的基本标准评价词人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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