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时，刘向奉命校书，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又奏上《七略》，为中国校雠学奠定基础；他还采摘先秦旧事和汉初遗文，撰成《新序》、《说苑》及《列女传》。刘向的人性论主要见于《新序》、《说苑》和王充、荀悦的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其人性论的主要资料。
1.刘向的性情相应说
在汉代人性论史上，刘向提出的性情相应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董仲舒提过：“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①刘向认为：“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②两相比较，刘向重“德”，董仲舒重“义”，德是对主体本身的要求，义是外在伦理，两者的不同显示出从董仲舒到刘向生活环境的变化。研究者根据刘向的这句话对他的人性论作出不同的解释。徐复观先生认为刘向主张性善情恶，“按论语以‘德行’二字连词，故德亦有行义；‘欲善其德’，即‘欲善其行’。欲善其行，而系出于人性之要求，则刘氏实亦以性为善。从《建本篇》‘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己才者也’的话来观察，则他承董仲舒的影响，大概认为性善而情恶，所以‘反情’即所以治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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