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叶出现了一批“以善辩为名”的“辩士”,这些人从汉代开始被人们称为“名家”。名家人物并不只是以口舌之争为能事,他们往往“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①——试图推扩这样的论辩,借着端正名实的关系,为天下人立一种教化,但显然一直未能如愿。历来学者评说名家总会带着讥讽或轻蔑的口吻,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不走运的“辩者”在被历史一再边缘化的同时,也被人们作为先秦诸子中个性鲜明的一家一再提起。苟子就曾责难名家人物:不效法先王,不尊重礼仪,喜好钻研古怪的论题,玩弄诡异的言辞,分析过于琐细而不切实际,徒有辩论技巧而没有什么用处,耗费精力多却功效甚微,不可以靠他们来确立治国的法度。然而,他们所持见解有一定的根据,所说的那些话又都有条有理,这足以蒙蔽和蛊惑愚昧的民众。②庄子也批评名家人物说:其道术乖张而驳杂,所说的那些话往往与道不相契合;不看重德行的修养,只是一味在外物的分辨上逞强,这样的致道途径实在不免迂曲而褊狭。③相比之下,史家对名家的治学初衷显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名家看重“名”,使人检点自己的行为而约束于名分,但容易忽略当下人生的那份真切感受;不过,对于他们在端正名实关系上所作的努力还是不能不看到的。又说:名家过多地纠缠于烦琐的细节,往往使人难以领会他们说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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