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系主任。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德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人在江湖》《人生天地间》《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形而上学的巴别塔》（合著）《浪漫与幽默》《家》（中法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三十年间有与无》等：译著有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白勺批评性解释》（合译）；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艺术、时政等广泛的公共话题。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br>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br>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12月5日来信收悉。我与你的感觉基本是一样的。给我们教英语的是一个小姑娘，大约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的。每次教我们念abcd，窗外都围着许多人在看，看一群老头在呆头呆脑地学着外语。对我来说，英语不学好是绝对不行的，导师说了，这一年就只学外语。单词就是记不住，没办法。我都忘了小时候是怎么学汉字的了。也有人在农村插队时就开始偷偷学外语了，所以他们那时比我们聪明，今天也比我们轻松。我们那时只知改天换地，今天又生活在另一种沉重之中。<br>    这几天的大事有二：一是中美建交。我一直觉得日苏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反帝反修”应该是“反日反苏”，要对付他们，加上现在的越南，没有美国是不行的。这才叫“远交近攻”。抗战胜利后就应该与美国好，而不是苏联。也许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现在好了，大家都很高兴，至少在心中欢呼。第二件事就是郭罗基前天来校做了一个报告：《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大体的意思是在否定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阶级斗争为纲”后，思想应该更解放一点。朝哪个方向解放?哪里是边界?“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大家讨论时争论很激烈，与对三中全会的理解结合在一起。我无形中站在了一派一边，就与“文化大革命”时自己也站在造反派一边一样，这很不幸。到底支持什么?这也与“文化大革命”时到底要造什么的反一样，并说不大清楚。也许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谁也说不清楚，在说不清楚中前进。我想应该克制自己。我有我自己应该去想的问题。大学绝非我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其实很压抑，也很黑暗，许多勾心斗角都是新形式，我们适应不了，也对付不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同学几次都想回去，我拼命劝住了他。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冲动。我甚至觉得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学习，而是为少华，为陈述，为了他们，我也应该咬住牙在这里坚持下去。我几乎不出校门，所以不知这里是否也给毛贴了大字报。也许全国都差不多。只是不知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如何收拾。过去我们以为自己是身在事中，所以全身心投入，真心实意，现在反而感到自己身在事外（但一不小心就会又陷了进去，心中的烈焰其实捂着，藏着，这烈焰就是心怀天下的情怀，你我都一样，这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也许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吧，谁知道呢，反正“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忧伤之感”。<br>    再有一个多月就要放假了，心中很急。

自序： 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br>一九七八<br>一封信<br>一九七九—一九八〇<br>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与斯宾诺莎的不同观念<br>一九八一<br>斯宾诺莎论人的理智与情感<br>一九八二<br>论萨特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br>一九八三<br>论卢梭的政治哲学<br>一九八四<br>对话： 关于《月亮与六便士》<br>一九八五<br>知的执著与思的迷惘——关于哲学如何达到可理解性的自白<br>一九八六<br>悲剧、怜悯、生存否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及其美学、伦理学批判<br>一九八七<br>文化与对文化的超越<br>一九八八<br>俗文化中的边缘意识<br>一九八九<br>宗教指向人性的弱点——《基督教真义》译后记<br>一九九〇<br>人的沉沦与良知呼唤——海德格尔与马丁·布伯的一个比较<br>一九九一<br>人道主义与非人道主义问题<br>一九九二<br>利他主义教育与工具理性<br>一九九三<br>哲学与现代人处境<br>一九九四<br>主流文化与卑俗世界——《水浒传》中的一种边缘景观<br>一九九五<br>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br>一九九六<br>越来越轻省的回忆<br>一九九七<br>文化与文明的冲突<br>一九九八<br>《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再版后记<br>一九九九<br>《1999独白》卷一“序”<br>二〇〇〇<br>现象学对我们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br>二〇〇一<br>“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br>二〇〇二<br>时代冲突中的教育理念<br>二〇〇三<br>也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br>二〇〇四<br>敢问“家”在何方？<br>二〇〇五<br>必须保卫社会<br>二〇〇六<br>道德重建与普世价值论纲<br>二〇〇七<br>寻找政治<br>二〇〇八<br>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br>二〇〇九<br>“将事件糅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读托克维尔的《回忆录： 1848年革命》<br>附录一： 三十年间大事记<br>附录二： 陈家琪著述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