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并未说清楚他那种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与生产活动、理论活动的关系。后来一切坚持亚里士多德这种区分的哲学家,实际上都是把实践理解为人际行为和理论活动——它们属于真正人的活动。
康德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传统,他也没有把像劳动这样的物质实践活动看成是适合于自由人的活动领域,把实践限制在道德活动方面。认为只有在道德意义上的“实践”,以及特定情况下的艺术,才是在道德意义上的有价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是意识的活动。
黑格尔第一次把人类劳动包括到实践活动的概念中,强调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积极作用。正如卢卡奇指出的,这与他对亚当·斯密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的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有关,“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黑格尔最深刻最完全地理解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性质。他也是那个时代唯一认真致力于研究当时正在英格兰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问题的德国思想家,也是唯一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同哲学和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家”。①然而,尽管他大大丰富了在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劳动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的内容,但却把人的劳动当做“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也即把劳动归结为一种精神活动形式,这就把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神秘化和颠倒了。
费尔巴哈实践观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费尔巴哈认识不到生产和人类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把实践仅仅看做是满足人的直接的、自然的需要的一种消费活动。而实践作为生产活动,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同时改造着自然。在费尔巴哈看来,首要的东西是理论活动,而不是献身于作为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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