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七子与唐宋派的并不“异趋”，艾南英做出更为明确的阐发，其《答陈人中论文书》云：“夫韩、欧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汉之舟楫也。”（《天佣子集》卷三）“舟楫”之喻，与茅坤以唐宋八家为“操觚者之券”取譬不同而取义相似，更进一步，如果说前后七子为了救八股之弊而上溯六艺，但六艺已远须取径秦汉，那么在艾南英及其所亲近的唐宋派看来，并秦汉亦已久远而须取径唐宋名家一一以唐宋韩欧之文为“舟楫”，至于秦汉而再溯六艺。通过如此“舟楫”摆渡的接力，不同文学时代之间相互衔接起来。换句话说，秦汉文章与唐宋文章，原本因为一些偏激的文学主张而不免关系紧张，但最终互通“舟楫”，趋于一致。由正题而反题而达到合题，逭也正是易于为一般文学现象所掩盖的文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由明而清，仍然“舟楫”可渡。桐城文派之祖方苞《古文约选序例》云：“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而经由八家“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易“舟楫”为“津梁”，恰如清廷之延续有明八股取士，方苞也把七子和唐宋派的主张打成一片继承下来。姚鼐门人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云：“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漠，亦茫无津涯。”（《刘孟涂文集》卷四）可见循八家之法，窥秦汉“津涯”，盖已成为桐城派内家法，一脉以承。与方苞差不多同时的唐彪作《读书作文谱》，以为古来佳文虽多，“至于永叔、子瞻之文，初学尤宜先读，以为造就之阶，则工夫易于人手。”“自归震川、钱牧斋二先生读欧文，且极口称赞，自此诸名公皆争效法，而欧文遂为古学津梁矣。”可见对八家古文“津梁”之认识，盖已越出桐城派外，成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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