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两汉教育》这部著作研究的重点是经学与两汉教育，实际涉及的范围则不止于汉代，而是回溯了夏、商、西周“六艺之教”，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学，这对于理解汉代尊孔读经之教的确立、维系和强化有重要的铺垫作用。事实上，“尊孔读经”已成为认识中国两千多年，乃至五千年中国文化教育特质的一个切入点，继而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为什么清末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在引进“西学”的努力中，仍顽强的坚守“中学为体”，把“尊孔读经”同“忠君”联系在一起而难舍难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第一件事是制定《普通学校暂行课程标准》，核心是废除“读经”，而袁世凯复辟帝制，首先是恢复“祭孔”和“读经”？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打到孔家店”作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中心口号？忠实地尊重历史，科学地阐述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给人一种智慧和启迪。

    第一章  汉前以“经”为教的历史演变<br>    在阐明经与经学的性质之后，我们有必要沿着六经的结集过程对汉前经、经学与教育之间的历史演变加以研究与审视。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把握经学与汉代教育的关系。<br>    第一节  从贵族教育到士人教育：以“经”为教格局的形成<br>    一、以经为教的初期——周代的贵族教育<br>    六经原本是人类在认识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下栗的经验、规则和史实，渐次累积增加，并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就现有史料而言，对于六经的最早起源，多能追溯至上古时期，我们尝试约略地考察一下这些重要典籍的创立过程之后，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古史系统中，作为知识的六经其产生与发展在最初均被归功于氏族领袖。<br>    上古社会中用于沟通天人、预测吉凶的最重要的典籍莫过于《易经》，《易经》中反映出原始社会的渔猎、牧畜、商旅（交通）、耕种、工艺（器用）等等知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状况，以及当时的宗教、艺术、思想发展状况。那么，《周易》卦爻辞的作者是谁，尽管有数种说法，但无一不是归功于上古氏族领袖。《易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淮南子·要略训》曰“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此为伏羲氏说；《魏志·高贵乡公纪》中《易》博士淳于俊认为“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此为神农氏说；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云“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此为神农说；而《史记·日者列传》则认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论衡·正说》云：“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爻。”此为周文王说。尽管典籍记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是归功于上古氏族领袖。<br>    非但《易》如此，其他诸经的最初来源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中也与氏族领袖相关。三国时谯周作《古史考》，其间云：“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此即“礼”之为始；《世本》及《孝经纬》云：“伏羲作瑟五十弦，乐名立基，一曰扶来，即《乐》之始也”；王逸《楚辞注》、元结《补乐歌》云：“伏羲造驾辩之曲，作网罟之歌，即《诗》之始也”，郑玄《诗谱序》中也称《诗》为三皇时所作。还有《春秋》、《尚书》：“黄帝时而有书契，于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亦有其具，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在《白虎通义》中溯《春秋》之源言黄帝以来，《隋书·经籍志》溯《尚书》之始，谓与文字俱起。因此，可以看出，《易》而外的其他诸《经》的刨作在古代人的观念中也均归功于上古氏族领袖，这反映出上古文化的产生与政治权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意义的解释权的控制成为了掌握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它实际上也意味着，因在某种关乎人民生计的知识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往往可以成为氏族领袖，还有比如“神农因教民农业为王”、“燧人氏因钻木取火为王”、“大禹因治水有功为王”等等历史记载都反映出知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它最能说明在上古社会中，掌握着天道人事的知识就意味着控制着统治权，具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br>    如果我们考论史实，也会发现，从远古到殷周，与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最密切相关的知识——“巫术礼仪”，就是掌握于能够通天的“巫”、“史”手中。巫的作用极大，与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生活休戚相关。《山海经》对巫的活动多有记载，约略包括“居山”与治病两大类，前者在于打通天地，沟通神人，如求雨以获丰收，占卜以知吉凶；后者则是以巫术为氏族成员消除病痛。为完成此两项重任，巫有一套极为复杂与繁细的仪式、动作和技巧，即为其知识体系。我们如果认真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知识的掌握恰恰能够象征或决定其在政治上的权力。<br>    张光直先生曾经详细地考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形成与集中的七项条件：<br>    （1）个人在一个按层序构成的父系氏族和分支宗族的亲族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br>    （2）相互作用的区域性国家网络，每个国家都控制着重要资源，它们共同形成连锁的、互相加强的系统；<br>    （3）军事装备，包括青铜武器和战车；<br>    （4）有德之行为（为大众谋利益的品质），它为在位的统治者依神话权力所继承并身体力行之；<br>    （5）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它与个人在亲族体系中的地位有关，与神灵（祖先）的知识有关，是取得统治和预言能力的关键；<br>    （6）通过文字以外的手段，如巫术仪式（及其乐舞）以及动物艺术和青铜礼器，以达到独占与天和在天神灵沟通的目的；<br>    （7）财富和它的荣耀。<br>    上述的四五六项均与巫术文化有关，几乎占据政治权力一半分量。因此，巫由于掌握这些精神文化资源，成为人一神沟通的桥梁，由此，巫自然地占有人类政治权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精神权威内在地构成人类政治权威的一部分。<br>    由于这种性质，在商代，巫与王是合一的，王即是最大的巫，正如陈梦家所言：“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由于巫的活动往往在于探求神意，以知天示，因此，其知识与“神意”和“天示”混而为一，有学者认为“这也正是‘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巫术的世界，变而为符号（象征）的世界、数字的世界、历史事件的世界”。由此，大约在商周之际，“巫”的地位转让于“史”，出现所谓的“史官文化”。史官掌握了当时王官的一切学问。陈梦家说，殷代大量卜辞是“王室的档案”，李镜池说：“（周易）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龚自珍曾概括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殷代重鬼，祭祀与政治紧密相关，即“神道设教”。因此，巫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殷王即为最大的巫，掌握着政治和教育的权力。到了周代，巫的地位为史代替，掌握了政治教育的权力。总之，巫和史是早期掌握中华文化的人，在当时，他们既是知识的代言人，也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既然控制了知识，也就控制了教育。并且由此而造成所谓的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教育只局限于小范围内，并逐渐地成为了贵族的特权，进而形成所谓“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教育局面。<br>    据《尚书·禹贡》记载“九江纳锡大龟”，又《舜典》中说，“舜修五礼观群后”，“令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并指出要“诗言志、歌咏言”，可见，占卜之法、诗、礼乐之制在尧、舜、禹时期盛行并且传授给氏族中显贵的后代。据此，马宗霍先生也推断得出“盖五帝时六经皆有萌芽矣。三皇无文，或由书契已后，仰录其事。若唐虞之世，则焕乎其有文章，故易诗礼乐之用尤显”的结论。当然，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六经必然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而作为六经文化盛极一时的周代，正也是对先前遗存的诸种文化雏形加以继承的结果，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可谓三代迭兴，而图史不坠，由史官所执掌的知识得以完整地保存与传递。西周的学术思想也进一步摆脱了殷商时的宗教风气，具有了浓厚的人文特色。王国维曾精辟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关于西周学术的创造与发展，先秦学术史的总结篇《庄子·天下》中所说的不离于宗的“天人”，不离于精的“神人”，不离于真的“至人”，见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圣人”，明于仁义礼乐的“君子”，正是此时期学术思想的创立者，大约周公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br>    从先秦文献的考证，周公自己曾制作礼，如《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左传·昭公二年》记，晋韩宣子聘于鲁，他“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知《易》、鲁《春秋》与周公有关系。而且《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皆出于周公。另据《诗序》可知，《七月》、《鸱鹗》也为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时迈》、《棠棣》，《周颂》的《思文》、《大雅》的《文王》等诗均为周公所作。这些典籍的主要内容为其制度与文化服务，体现为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周公的制礼作乐当然也是对前代有所因袭，杨向奎先生曾指出：“来源颇古的礼，西周初经过加工改造，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比如《大武》来源于原始战争中的呐喊助威；原始社会礼仪交易的性质变作西周之交易而带有礼仪色彩，也就是在‘礼尚往来’中减轻了交易性质。

导言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br>第一节  “经”及中国传统教育的以“经”为教<br>第二节  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特质的定型<br>第一章  汉前以“经”为教的历史演变<br>第一节  从贵族教育到士人教育：以“经”为教格局的形成<br>第二节  秦朝“吏师法教”的贵族教育遗风和以“经”为教的潜伏<br>第二章  经学与两汉经学教育社会适应性的诠释与认可<br>第一节  “汉道”与经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br>第二节  阴阳五行人性理论：经学教育的人学  基础诠释<br>第三章  “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性与经学教育的“王官学”性质<br>第一节  “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性<br>第二节  汉代经学教育的“王官学”性质<br>第四章  经学与两汉教育培养目标与内容的变迁<br>第一节  通经选士与文吏和儒生培养目标的融合<br>第二节  经学之争与“通儒”的培养目标及教育内容的确立<br>第五章  经学思想下的教育价值体系及其落实<br>第一节  汉代的“礼”教<br>第二节  汉代的“孝”教<br>结语<br>主要参考文献<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