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1933）<br> 【鉴赏分析】<br> 1932年开始的左翼电影运动，对号称中国电影“老夫子”的郑正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在后期的电影创作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正秋对电影已从‘教化社会’的模糊看法提高到‘电影负有时代前驱的责任’的认识了”。④<br>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转变中，郑正秋完成了他晚期的重要作品《姊妹花》。这是一部以妇女为题材的家庭伦理电影．影片主要通过描写生长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遭遇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矛盾。导演把这种情节剧的诸多特点，主要是情节上的矛盾冲突、人性善恶的鲜明对比以及煽情场面等方面充分发挥出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以家庭伦理关系来反映社会现实，并遵照“矛盾律”、“三一律”架构故事的电影表现手段．是郑正秋对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国电影影戏风格的继承。<br> 与导演以往的《难夫难妻》、《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编剧）等电影相比。这部电影在思想、情节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导演冲破了传统“善”、“恶”的抽象概念，把人物放在阶级的背景之中，形成了一种简单的阶级对立思想。大宝和二宝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因而她们的生活、思想和命运也就迥然不同：大宝勤俭，二宝奢侈；大宝温柔，二宝凶恶；大宝想的是养家糊口，二宝想的是如何得宠；大宝是被剥削者——老妈子，二宝是剥削者——七姨太……这种设置把“善恶”的观念与阶级的观念相结合。改变了过去电影中空洞的“善恶”说教，同时也使观众能够对不同阶级有一个更清楚的感性认识。这种变化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和电影发展的。<br> 当然．导演的阶级立场是很鲜明的，他的同情心显然是倾向于大宝所在的那个阶级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它是‘替穷苦人叫屈的”。尤其是最后一场戏里。大宝对生父和妹妹的斥责与诘问实际上就是大宝、乃至一切穷苦人对这个社会不公平命运的有力抗争和还击。<br> 在“替穷苦人叫屈”的同时，导演实际上更是为旧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叫屈，这也是导演思想的另一重要发展。郑正秋眼中的中国女性不仅仅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更是父权和夫权社会下的牺牲品。他不仅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的痛苦，也看到了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女性的悲哀之处。最后一场戏中大宝的那一大段独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导演的思想：“带好看的女儿出门，替好看的女儿打扮，是要靠着女儿升官发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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