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理论出于何故与该文化显现出一致的品味：毕竟，“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我们也必须关注何种因素使上述现象超越了我们的意志而发生。倘若翻译研究首先须研究理解问题，翻译理论研究亦须正视对翻译理论作出解释，那么，翻译理论所承诺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可以说，从翻译理论范畴入手来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揭示和梳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进程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是揭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所具有的有别于其他翻译理论体系之秉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不同翻译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范畴进行比较或对照，有助于从本源上揭示这些翻译理论体系所以具有不同学术品性和治学路径之由，从而为不同翻译理论体系之间的交流和通约提供本源依据和参照。’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本文的切入点。所以称其为“问题”，乃是基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就其科学发展一般形态而言，“缺少－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未形成明确的科学意识，[也]未形成逻辑体系”；传统翻译理论在学科形态上“基本范畴缺乏：[而]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若干基本的理论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之间逻辑的必然联系和陈述，才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推导”；而且，翻译理论研究界“一是对传统译学范畴自身特点的研究很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体系也无从进行理性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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