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鷟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入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
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xue，后者念da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xue。依此类推，taixue史只能讲到晚清；daxue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惟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
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菜、李端菜、康有为等人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像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巳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在这其中，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当推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创办的无锡国专。
这所“书院式的学校”，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在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锡国专以不同形式分别在桂林、上海两地办学。1946年初春在无锡复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年间，曾在无锡国专就读的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汤志钧、朱星、王绍曾等。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不同于一般大学的中文或历史
系；其筹建及运营，更富有传奇色彩。而这背后，牵涉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新南开”的情况不一样，离得很近，完全有可能提供史为详尽且生动的生活场景。实际上，《南开故事》所呈现的新一代南开人的“记忆”，便显得鲜活得多。后者的标榜“民间性、个人性”，强调“不要溢美，尤其要杜绝自恋”，自是可取，可实际操作起来很不容易。被作为“反面教员”提及的“北大‘百年”，确有不如人意处，但并非一概“庸俗不堪”，论者若能仔细分疏，当更具说服力。“回忆”不同于“忏悔”，本来就倾向于避难就易、舍苦取甜，更何况是“为校庆八十周年而作”。略为了解“庆典仪式”以及“纪念文章”的特性者，对其狂欢节般的亢奋与众声喧哗的嘈杂，会有比较通达的理解。
当年刘半农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撰稿，提及纪念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老话”与“说好话”两种做法(《北大河》)。可偶尔也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者，或以梦想代替总结，或以鞭策转化批评，或发掘其不曾意识到的优势，或表彰其已经失落的传统，而所有这一切，大前提是“与人为善”，给人“补台”而非“拆台”的感觉。校方组织的不用说，即便是校友自发印行的纪念集，也都不脱“扬长避短”的路数。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对，关键是“所扬”必须是真正的“所长”。这样，读者略为打打折扣，还能得到这所大学的精神风貌——起码也知道当事人的期待与向往。因此，我读各种国内外大学的纪念册，从不指望在其间找到深刻的自我反省；当然，也从未将其自述等同于现实中的大学形象。
纪念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之诞生，从来都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而不是简单的怀旧。因此，只要不太离谱，多说点好话没关系。说到底，所谓“追根溯源”，很大程度是为了至于南开之进入我的视野，不是缘于我对这所大学特别熟悉，反而是意识到自家的无知，想补补课。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在教育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的今日，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南开，都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是我拜读上述书籍的初衷。
掩卷沉思，承认大有收获的同时，我还是略感遗憾。不是说里面没有好文章，也并非讲述的逸事不够精彩，而是嫌这些书的编辑思路严重受制于“北大百年”出版物——即便偶尔也表达“反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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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与“大学史”，虽仅有一字之差，其间讨论对象、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意识等，均有很大距离；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学训练，实不敢妄自称雄。之所以斗胆闯入邻居神秘幽深的“后花园”，还自得其乐地“吟风弄月”，不外坚信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收入本书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以及最近发表的《“文学”如何“教育”》中，得到某种程度的阐发。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 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至于我自己，不过是在努力实践这一预言。
书中各文，最早的完成于1996年10月，最晚的则撰写于2002年4月。但追溯我对“大学”话题的兴趣，还得从1994年春天的一则随笔说起。那时我正在东京大学访学，阅读了若干“东京大学百年”之类的著述，大有感触，于是遥想北大百年，很可能会成为反省中国高等教育的绝好时机：
相对来说，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政治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撰写“百年史”所面临的困难，肯定比东大要大得多。倘若少点道德意识，多点实录精神；少点个人色彩，多点历史进程，或许能避开一些无谓的纷争。②事后证明，尽管我的预测颇为悲观，还是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无谓的纷争”纷至沓来，大大影响了我研究的进度与心境。虽说因谈论北大传统与大学精神招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有心人居然将区区小文与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好在今非昔比，不至于被人一棍子打死，故还敢于坚持己见。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学术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此书实践此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本书以问题为中心，故搁置诸如“20世纪中国大学史”这样的宏大叙事，只是就自己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稍做深入开掘。本书谈论的大学不过七八所，且重点落在我目前工作的北大，很容易给人“自我贴金”的感觉。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以北大为主要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经验教训，很大原因是北大地位特殊——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北大实在无法也不应该被轻易绕开。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如此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并非专业的教育史家，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箅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个性与风采。选择的标准是，“校史”之外，必须有值得咀嚼的“故事”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