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本是普普通通的一处地方，1922年却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而具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既是这个党党部所在地，又是其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部。在那里，周恩来和赵世炎赢得了普遍的敬重和热爱，他们坚定、机智、待人诚挚，有组织才能，以至蔡畅常常赞叹：“世炎和恩来全身都是聪明。”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宣传“共产主义学理”。他们为此创办了《少年》杂志。刊物要发行，具体工作怎么做，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刊物改名《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蔡畅《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工作的邓小平那时亦受到大家的关注，他被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事实上，这种夜间的油印工作开始了邓小平一生的革命事业。这个18岁的四川小个子青年当初背着家人沉甸甸的希望到法国来勤工俭学，他的乡绅父亲邓绍昌一心一意要邓家长子接受新式教育、见大世面、学大本领，却怎知道他的儿子在法国竟参加了令时人谈虎色变的冒险活动。对于此，邓小平的解释是：“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了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所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邓小平到法国时15岁，离开时20岁，正是一个人思想成型的重要时期。在法国，他做过工，捱过贫穷，常常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辍学。他亲身体验到来自社会下层的艰难，亲眼目睹过俭学生们为生存权、求学权所做的一系列斗争，又接触到王若飞、赵世炎、蔡和森和周恩来等先进同学的思想和言行。有了这些经历，邓小平的变化自是不足为奇了。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