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心书院是同治八年（1869年）学政张之洞于武昌三道街文昌阁建立的书院。经心书院虽建于鸦片战争后20年，但是教学内容初并未脱离传统书院的窠臼，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等，与旧式书院并无二致。而此时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上海机器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近代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早已提出；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早已发轫，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晨号早已吹响，而此时创办的经心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教育内容，显示出严重的滞后性。
中法战争以后，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办学宗旨为之一变。过去，他一直十分强调经史之学，到此时一变而为认为要挽救中国之危亡，必须经史与西学相济，两相并重，使中西互相补益，才能收救国之实效。光绪十六年（1890年），经心书院首先改变学校的管理体制，改过去的山长为监督，聘请倾重改革的吴兆泰①为监督，又以双寿、黄绍箕为提调。吴兆泰聘吕承源、杜承预、范著臣3人为监院，于是经心书院开始向近代办学体制转轨。
经心书院的改弦更张，以有选择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为标志。光绪二十三年，经心书院将原有的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科，一律改为由学生课外研读，另外设置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分立四斋，延聘专门人才分授；又规定无论学习何门课目，一律须兼习算学。但是，这一课程系统使学科过于专门化，专业方向过于狭窄，又将原设四种改订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科。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5月）十五日，经心书院又一次向近代学校制度跨出一大步——“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张之洞规定：“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每门亦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四门分年轮习。无论所习何门，均兼算学。分教中既有通晓西文者，诸生若自愿兼习西文，亦听其便。另设院长总司整饬学规，专讲‘四书’义理、中国政治。”①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张之洞向礼部报告了经心书院课程变易情形，日：
经心书院新定章程，除“四书大义”、中国内政，本系由监督训课讲习外，若天文、算学，本系章程所有；其外政即系讲求舆地之学；格致、制造，即系讲求兵法之学，此后亦定名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门。其经史向[词]章，即由监督随宜训课，惟监督院事过烦，应专设经史一人，添请分教一人，每月课以经史一次，或解说，或策论，由分教核定分数，开单送交监督与各门统计，合定等第。该书院经费较少，故经史合设一分教，兵法亦只设一分教。其添习兵法、体操，亦与两湖书院同。②
这样，经心书院的课程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特色。通过的改章，经心书院可以看到湖北教育近代化起步时的状态，它勾勒出了湖北传统学校向近代新学校制度过渡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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