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民报》与《新民从报》展开论战，愈战愈勇。但后期《民报》的宣传内容背离了孙中山的思想，以致孙、章分歧越来越大，加之同盟会因筹组武装起义而重心南移，在经费上也无法兼顾《民报》，清政府便乘虚而人，与日本官方勾结起来，对其进行迫害。当《民报》出至第24期时，日当局以其“宣扬革命和暗杀，扰害日本社会秩序风俗”为由，予以禁售。章太炎三次向日内务大臣申辩，并冒险起诉，但终究在他人地盘上，最终“理胜而事不胜”，1908年12月12曰日本当局宣布禁止《民报》出版。1910年《民报》在东京秘密复刊（伪称在法出版），由汪精卫主编，但只出两期，汪回国谋杀清摄政王，《民报》也走到了尽头。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为加强各地起义，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重心逐渐由海外转移到国内，上海则成为当时的重镇。1905—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出版16种报刊，其中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后三者被称为“竖三民”），是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1907年4月创办的《神州日报》是革命派创办的
第一份现代化大型日报，日出三大张12版，广告与文学各半。该报一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面又汲取《苏报》被封教训，言辞委婉，不露锋芒，以免给清廷以借口。它一面世即引起广泛注意，在很短时间发行超过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但仅出版37天，即遭大火，报馆付之一炬。后靠保险金支撑复刊。复刊一个多月后主编易人，其宗旨已和创刊时大不相同。
1909—1910年两年内，于右任又相继创办三张大报：《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主旨，以主要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罪行，遭统治者记恨，只出92期，被迫停刊。《民吁日报》鉴于《民呼日报》被封的教训，办报宗旨只提“觇民情”、“存清议”、“维国学”、“表异闻”，将宣传重点转向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种种侵略行径，重点报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日本领事以其“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邦交”为由，要求上海官方惩处。《民吁日报》只出48天即被查封。1910年10月在法租界创办的《民立报》，幸得沈缦云等人资助，经费较前两报更为充足。该报1911年7月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当时正值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加上清政府倡言立宪，言禁松弛，该报由初期的“稳健立论”转而趋向言论激烈，痛斥清朝官吏为“民贼”，痛斥清廷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大力揭露贪官污吏残害人民的罪行。该报不仅是革命派的宣传机关，同时充当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联络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共出1 036期。
革命派1905—19u年在武汉创办报刊十几种。其中《大江报》尤具革命特色，其前身为《大江白话报》。它将清政府新军下级官兵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发表不少反映新军士兵疾苦的文章，受到新军士兵的欢迎，数千新军在其感召下参加了革命团体。《大江报》因发表惊世骇俗的评论《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尤其是后一篇，认为中国已“病人膏盲”，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它使革命者受到极大鼓舞，使清政府极为恐惧。统治者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罪名逮捕主编，查封报馆。
民办报纸生态环境
1903年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日益活跃，康、梁等改良派与清政府一度十分尖锐的矛盾，退居次要位置，清廷虽没有解除对康、梁的通缉，但对改良派其他人士的限制却放松了，也允许他们在海外办的报刊在国内销售，改良派遂借机派人回国办报。这类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近20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东方杂志》、《中外日报》等，形成20世纪最初10年中国民办报纸得以发展的一道风景。
《时报》1904年6月创办于上海，是近代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日报，也是戊戌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为免清廷干扰，打日商招牌，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发行人，实际创办人为狄楚清。初创时，得到康、梁人力财力的资助，每日刊行两大张4版（一度增到8版），以锐意改革见称，首创“时评”专栏，应时而发，尖锐泼辣，引人人胜。此外，从各地发回的要闻来电较多，受到读者欢迎。其业务改革和创新为当时《申报》、《新闻报》等仿效，使报界面目一新。1939年抗战期间，因上海沦陷经费困难停刊。
《大公报》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到1949年1月俘刊，几易其主，历经47年，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一份时事政治性日报。创办者英敛之主持10年，办报目的是为了“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
胞聪明”。其特点一是“敢言”；二是常登他认为“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的比较严肃的文论；三是要求民主、独立，反对外国侵略。之所以“敢言”，是因为它有法国公使当后台，又在租界出版，所以它有时取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政府作对，敢骂袁世凯。1916年王郅隆接办《大公报》至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9月吴、胡、张“三驾马车”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使其成为一张很有影响的大报。
《京话日报》1904年8月由彭翼仲创刊于北京，旨在“开发民智”和从洋人手里“争回这说话的权柄”，是一份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小型日报，“通篇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积极鼓吹反帝爱国，御侮图强；猛烈抨击官场腐败黑暗，积极反映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经常与读者保持紧密联系。所以，它在北京报界“享大报”、“推第一”。其热心为读者服务，勇于为弱者仗义执言的精神，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赞许。但它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僚和权贵，终因大胆揭露那王府活埋侍妾暴行及军机大臣瞿鸿机的不法行为，获罪名“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合匪党，肆为论说”，1906年9月被查封，彭被发配新疆充军。足见，在封建专制禁锢言论自由的社会，再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一旦触犯权贵，是不会有生路的。
《东方杂志》是1904年3月创办于上海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以“启导国民，联合东亚”为宗旨，1911年和五四运动后，其内容和形式进行过两次大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它号召全民抗战，率先发表系统论述“持久战”、“运动战”等战略对策的文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销数增至五六万份，为其最繁荣时期。后辗转数地，质量下降，1948年1月停刊。
《中外日报》1898年汪康年创办于上海（初名《时务日报》），重视新闻报道和新闻的时效性；还经常兼办“有益公众之事”。其政治态度，因时因事，先后不一，一会儿拥慈禧垂帘听政，销数下降，一会儿采用巧妙方法报道义和团运动，销数骤增。1908年该报因批评南京军警界腐败黑暗，受到两江总督端方诘责。不久，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被迫盘售，经一再转
手后，“报格”沦丧，声誉扫地，销数大落，敷衍至1911年停刊。
清末几家有影响的民办报刊，何以能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有的甚至延续数十年之久?
第一，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民众与清王朝矛盾日益突出，人民革命锋芒从针对帝国主义逐渐向针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清朝统治者，国内阶级斗争空前激化，清王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用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但它已无力禁止所有报刊的出版，只能集中力量打击革命报刊。而对那些在政治组织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直接联系和对他们的统治没有构成直接威胁的报刊则有所放松。
第二，其政治倾向较为保守，都主张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进行社会改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它们虽然不断揭露官场腐败，抨击权贵奸贪误国，但毕竟没有像革命派报刊那样公然“倡乱”，没有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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