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国内常常听到“新闻无学”的说法在学生当中流传，这更使人感觉新闻的专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进行课程体制的革新，“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作为知识教育的主要目标。新闻教育不应过分狭窄地局限于本专业范围内，应加大哲学、文学、经济、法律、社会等知识的教育。”新闻教育的专业发展前提是开放，从知识内容到知识方法，从与社会实际需要接轨出发来进行学术更新。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形成一个知识生产体制，研究型大学是高校的排头兵。从研究的目的出发，新闻学应该向传播学靠拢，这不是一个彼此之间谁为主的问题，而是从相互之间的专业参照中去汲取新的学科发展资源。传播学不仅限于新闻，还包括其他非新闻的大众媒介、企业传播、政治传播、社会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仅仅从研究层次来看，传播学的学科内涵和外延要大于新闻学，这是一个常识。至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互补或互动问题，而要看各自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位置。
韩运荣：您如何看待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传播学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怎样定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走向？
陈卫星：在国内，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手段来进行媒介效果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大众传播行为的社会调查来企图取得三个方面的结果：对于预见性的期待，对于控制的期待，以及对于可量化的准确性的期待。这种实证方法的积极意义在于把大众媒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将大众关注的问题、舆论趋向、个人行为和媒介使用的原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这种方法又是从事市场营销的专业调查公司和咨询公司的技术手段，受众调查和消费调查（如品牌信任度调查）被结合在一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证方法在中国逐渐盛行起来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但是，这当中的社会实践和教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当然，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绝不只此一家，要扩大研究方法的根本前提是要扩大传播学的知识基础。
传播学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首先就要考虑能否对实践领域提供理论方法，能否根据我国现实需要规划出相应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框架可以分析为两点。第一个问题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与之相平行的意识形态。传播是社会的一种表象，要研究传播，首先就要研究社会。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模式，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发展和增长模式，生产和消费模式等。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社会成果之一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生产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推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反映在传播上，出现了传播行为和传播角度的多元化现象。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是传播的合法化资源、信息源、话语的授权允许等因素的社会性放大，传播行为的社会化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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