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智利的政策体制改軍
对经济和经济政策体制进行最激进改革的第二个国家是智利。虽然它仍没有归人工业化国家，但是它正在达到这一点，只要它近年来的经济业绩能够保持下去，它很快就会成为工业化国家。1970年代初，智利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试验，结果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在随后的15年间，宪政改革和准宪政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智利经济和经济决策过程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军事体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被它的人权记录所玷污。
1980年的新宪法保护产权，限制政府作为随意管制者的职能。预算程序被改革，政府程序遵从严格规则，并承担责任。政府甩掉了绝大多数公共企业，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中许多部分进行了私有化，对医疗和教育实施了分散化。所有这些改革都缩小了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获得税收优惠、社会津贴和偏向自己的管制而进行游说的空间，政府服务变得更为有效。改革用”一个更加自治的国家替代了一个救济的国家“，那里，”政府转移支付和干预的成本（至少部分地）被内在化了，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变得可以实现了“（参见Velaseo in Bosworth，Dornbusch，and Laban，1994）。
智利私有化的主要阶段始于1984年。绝大多数核心国有企业，包括诸如公共设施和运输部门，都被私有化了。虽然留下了某些缺陷，但私有化过程也考虑到了规制方面的要求，如为私有化企业创造竞争性市场结构以及稳定的融资和所有权结构。
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建立了完全基金式的强制性养老金体制，该体制采用固定缴费方式，设有个人储蓄账户。养老基金由私人管理。投保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和更换基金经理。达到退休年龄时，他们还可以在分期领取养老金和实际年金之间进行选择。有保障的最低限度养老金（与其他许多保障目标明确的保障计划一起）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张社会安全网。智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许多国家都在模仿它的主要做法。
在社会服务领域，私人部门的参与也得到了鼓励，管理被分散化了。公立学校拨款变成了按照学生人数的标准拨款计划（教育券），这也刺激了私人提供教育。目前只有14％的教育支出投向了高等教育。已经涌现出了几所一流的私立大学，它们甚至吸引了国外的学生。公共医疗仅提供给低收人群体。结果，社会津贴的目标就比较明确，2／3的公共医疗津贴和一半的公共教育支出到了40％最穷的家庭。1992年这两个部门的实际总支出比1970年高出30％。然而，设施方面的投资经常不足，职员的收入不高（因为1980年代就业和实际工资都下降了）。因此，新的民主政府一直在试图把支出重新导向社会部门（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的总水平），从而使人们能够得到均等的教育和社会服务机会，进一步改善服务的质量（见Aninat，1999）。
国家职能的变革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下降，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82年的34％降到1995年的不到20％。政府消费则从10.8％降为8.8％，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补贴和转移支付，从GDP的20％以上降到10％。这带来了一笔巨额的初始盈余，为转向完全基金式和固定缴费的养老体制提供了资金支持。巨额的公共储蓄和养老金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化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投资从不到GDP的15％提高到25％以上（Holzmann，1997a）。经济增长一直很高，失业率则很低。
……
展开
——里查德·伯德（多伦多大学）
这本优秀著作阐明了20世纪公共支出的扩张，扩张的经济代价以及公共支出在提高社会福利上令人沮丧的失败。而且，作者--他们都是著名的公共财政专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他们赞成压缩政府规模的理由，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设想以削减政府规模，提高社会福利。尽管这本出色的著作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但它包含了大量的新统计资料，有雄厚的现代理论基础。对于财政专家、政策制定者和所有对此有兴趣的公众，都是一本必读书。
——克劳泽·施密特-黑贝尔（智利中央银行）
维托·坦齐和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解释和分析了过去一个世纪西方世界各国政府的大幅度扩张，并因此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可以预见，他们所提出的许多公共部门改革主张会引起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2l世纪的决策者必然会碰到在这本观点鲜明、文字流畅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紧迫问题。
——彼得·伯奇·索伦森（哥本哈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