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编四章主要论证农业结构的转变。
    第一章，首先从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考察明初太湖南岸湖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其中包括气候、土壤、地形、交通以及生等方面。分析自然环境的变迁与桑蚕业兴起的关系。
    第二章，从农业内部发展的逻辑需要，考察明代以来以肥料为代表的太湖南岸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认为，以粮食种植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效用已难以提高。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道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生存经济伦理，分别考察了“安全第一”的经济原则与“回避风险”的经济原则在农民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二编第三章主要考察由农业结构的转变所带动的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
    第五章 考察桑蚕业兴起之后所带动的一系列产业链及其在区域内的分布特征，从而论证在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已逐渐形成一个经济特色鲜明、产业结构完整、地域分布合理、相互联系有序的经济系统。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考察了区域经济中具有鲜明特色的绸领和市镇。对绸领这一角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乡村手工业的性质；对于若干典型市镇内涵的剖析有助于我们客观展望江南市镇的发展前景。
    第三编四章主要论述由经济结构转变所引发的乡村的社会变迁。
    第八、九、十、十一章分别从家族人口、土客关系、区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若干侧面考察了太湖南岸地区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个地区农业的生态适应性，必须从该地区农业生产种类、自然生态环境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以来，吴江逐渐形成了以谷物种植和桑蚕植养两大部类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吴江素称“鱼米之乡”，宋室南渡前，以一年一熟中籼稻为主；南渡后，为了满足东南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逐渐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形成了稻麦（或油菜）两熟的耕作制度；直至民国时期，两熟制面积虽然逐渐增加，但仍以一熟水稻为主。民国年间的统计，“全县稻田13000余顷，丰稔之年产米200万石，除县内48万丁口之民食外，实绰有余裕。每年外销白米在100万石以上”。由同里运出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标以“苏同白”，其销售量约占当时上海全年食米供应量的十二分之一。
    吴江的桑树种植兴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近代（清乾隆时）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植桑和养蚕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两项农业生产活动，农蒙饲蚕极为普遍，全县桑树的产叶量“自给不足，每年向吴县之洞庭山及浙省之乌镇等处购入桑叶”
    种植粮食和植桑养蚕成为人们从事的两项主要的生产活动，就连农家娶妇也必须试以育蚕和拔秧，如《盛湖竹枝词》中唱道：“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觊郎。”沈云解释为“农家娶妇必大育蚕，谓之看花蚕，拔秧多妇女，为之名日落田。”农家年成的好坏也是由谷物的丰歉和桑蚕的好坏决定，正如明代庄元臣哀叹道：“三春谷断谁遗种，二月桑枯那有丝。”栽桑育蚕和种植谷物在人们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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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论
一、研究基础
二、理论依据
三、主旨与结构
第一编 农业结构的转变
第一章 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以吴江县为中心
一、江南著名的米、丝、绸三市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与地域分布特征
三、气温变迁的影响
四、土壤变迁的影响
五、生物环境的影响
第二章 厩肥：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核心
一、肥事——农业生产的重心
二、厩肥与沤肥——主要的制肥技术
三、垫底与接力——基肥与追肥的配合
四、深耕与耙糊——施肥与耕作的结合
五、施肥量：取走等于归还
第三章 粮桑并重还是蚕桑独重？——兼论蚕桑并非利厚
一、粮食价格的灾祥性波动
二、桑叶的产量与市价的波动
三、叶市与丝市的风险
四、蚕桑并非利厚——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第四章 生存第一：农民的经济伦理——再论桑粮并重
一、“户耕十亩”依据之一：农户家庭口粮消耗的数量分析
二、“户耕十亩”依据之二：农户生产资料投入的经济分析

三、植桑：农户富余生产能力的最佳出路
第二编 经济结构的转变
第五章 区域经济体系形成中行业区位格局的整合
一、生产区位因素法
二、明代区域丝织生产中心：菱湖—双林一线的区位因素
三、清代区域生丝生产中心：南浔—震泽一线的区位因素
四、清代区域丝绸生产中心：盛泽的区位因素
五、双杨会——区域经济体系的形成在传统庙会上的反映
第六章 绸领的职能及其演变——以盛泽镇为中心
……
第三编 乡村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