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本书对此作出了解答。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四编14章，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书末另附三个有关人民公社的重要文献，亦颇有参考价值。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
　　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
　　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
　　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
　　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
　　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
　　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
　　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
　　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
　　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锡文
　　
　　《公社》一书显示了作者近些年来理论思考的成熟和突破。他从几十年纷
　　纭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精彩的主题：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
　　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这一主题及分析模式
　　的提出，使得《公社》从对一个村庄的描述得以反映整个时代的特征，也使
　　得该书成为描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方面最好的人类
　　学著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以后的著作，都贯穿着他对中国农民基本生
　　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他的“乡土中国”、“五谷文化”概念的提出，展示
　　了他对“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农民那种深切的关怀和思考。《公社》一书也
　　体现了作者同样的“人文关怀”，即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应当从普通大众的
　　生存方式及其中的张力中切入，对小社区的文化探讨也应该从社区人民的基
　　本生存方式及他们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去理解。对一个复杂的
　　文明社会，完全可以用分析的方法，直接从探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入手
　　展开研究，从中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或
　　民族的科学概念来。
　　——曾树基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大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值得关注。大
　　队特别是公社集中了太多的权力，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民失去了太多的权利，他们在盲目服从指挥的同时又只求即时的
　　满足；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生产被过分地按军事的和工业的原则组织起来，
　　有序的理想带给农村干部们的却是顾此失彼的烦恼；……这一切把“鱼米之
　　乡”带人了灾难的苦海。
　　解铃还是系铃人，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推动了人民公社制度的
　　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生产队首次获得了较多的组织农业生产、经
　　营和分配的自由权，公社和大队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调配劳动力和物
　　资，直接组织农业生产。1961年11月17日，L大队的主要干部们在谈到新体
　　制中的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时认为，今后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主要有三类：
　　一是收取公共积累，二是收取管理费，三是收取农具折旧费。他们在会上说
　　：“以前大队是实的，今后大队是虚的，大队的工作实际上共有九项：一是
　　民兵治安，二是作物安排，三是生产检查，四是征购，五是企业，六是基建
　　，七是学校，八是救济，九是政治思想工作。”1962年 10月22日，L大队的
　　一位主要干部在全大队正队长会议上甚至说：“今后大队的机构是没有了，
　　到底是啥还没决定。今后所有制只有二级，大队一级没有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大队一级仍然存在着，并且不像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虚”。自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大队实行了主要干部分别“联系”生
　　产队的制度，我们在下一章的分析中将会看到，有的大队干部在“联系”的
　　过程中掌握了生产队的实权。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给浙北农村带来了短暂的
　　稳定与秩序，大队干部们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农业生产方面，有为而
　　治，自然会较多地干预生产队的农业经营。
　　大队对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的干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取决
　　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60年代初中期，意识形态
　　还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浓烈，政治压力还不至于使大队干部们放弃自
　　己的判断，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大队干部们还有顶着“上面”的压力
　　而按自己的意愿去办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预会比较符合实情
　　，并容易为生产队所接受，因为大队干部们终究都是农业的行家里手，都是
　　实实在在的村里人。
　　刚刚从饥饿中走来的农民基层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粮食问题，大队在作物
　　安排时很容易与生产队达成一致意见，一位原大队干部说：“60年代初中期
　　，各生产队的粮食压力都很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高，这不仅因为刚尝过
　　缺粮滋味的农民更懂得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大量城市工人的下放实际上
　　加重了生产队的粮食负担①。因此，我们在安排作物茬口时总忙着与生产队
　　的干部一起计算可能达到的粮食产量。各队水稻田有限，水稻产量也很难一
　　下子提高，就设法挖旱地粮食作物的潜力，那几年番薯和豆类作物种得特别
　　多。”L大队的会计资料证明了这位大队干部的回忆。就番薯而言，1963年
　　全大队的种植面积达437亩，高于当年任何其他作物(包括早稻、单季晚稻、
　　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又是整个公社时期番薯种得最多的一年。需要进一
　　步指出的是，1962年和1963年，各队曾在桑园中大量套种粮食作物，严重妨
　　碍了交售给国家的经济作物产品蚕茧的生产，大队对这一做法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各队以后又退出了套种，原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
　　争，而是出于实际的利益方面的考虑。粮食够了，农民需要更多的现金。
　　作物的培育和管理是大队一级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与革命以后的情况
　　不同的是，大队的具体指导很少或基本上不带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大队只是
　　就事论事地布置工作，对于新引进作物品种的培育管理讲得特别仔细。这里
　　摘录一则为例。

序
自  序
绪论

第一编  公社制度的嵌入
第一章  村落背景
一、土地问题
二、农业生产
三、村民的生活
第二章  公社制度的嵌入
一、海宁和平解放与土地改革
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三、制度变革：从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
四、50年代的乡村经济
五、向大公社体制过渡
六、乌托邦：从天上到地下

第二编  “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
第三章  倒退的惯性
一、重建生产队
二、土地的使用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四、粮食分配
五、乡村市场
六、旧传统的复归
第四章  新制度：秩序与冲突
一、大队的掌权者
二、权力的运用
三、阶级问题
四、制度内的人际矛盾
第五章  初期的革命输入
一、中央：推进革命的时间表
二、重提阶级斗争
三、阶级斗争的宽泛化
四、大队权力危机
第六章  有序的革命
一、“扎根串联”
二、大字报风潮
三、首当其冲的支委们
四、革命尚未终结
第七章  群众大革命
一、“造反有理”
二、清理阶级队伍
三、大学习、大批判
四、权力与正式组织

第三编  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
第八章  公社制度的特征
一、集权体制之一：党和党的领导
二、集权体制之二：依附的政府组织
三、集权体制之三：干部
四、集权体制之四：市场控制
五、村队模式之一：产权制度
六、村队模式之二：生产队的规模
七、村队模式之三：地缘因素
八、村队模式之四：组织与干部
九、村队模式之五：生产队活动节律
第九章  公社农业经营(上)
一、种植的外部限制
二、生产队的种植选择
三、作物的管理
四、过密集型劳动投入
五、劳动投入的构成
六、农民劳动投入的选择
七、制度与技术
八、过密集型技术偏好
九、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第十章  公社农业经营(下)
一、最终产品的处置
二、农产品的出售
三、产品购买
四、工分制度之一：“底分”
五、工分制度之二：工分的类型
六、工分制度之三：工分构成
七、生产队基本分配原则
八、经济分配
九、粮食分配
第十一章  公社的社会生活
一、家庭
二、生育制度
三、养育模式
四、婚姻
五、老年人的生活
六、宗族
七、村民的交往

第四编  人民公社的终结
第十二章  公社的困顿
一、小农的离心倾向
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三、体制外的经济收入
四、外出的冲动
五、价值：融合与冲突
六、人情、原则、斗争哲学
七、意识形态：输人与演化
第十三章  公社解体以后
一、政策的演变
二、从合作经营到家庭经营
三、宏观环境的改变
四、农业的家庭经营
五、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
六、重建乡(镇)村体制
七、干部
八、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
九、演化中的村落
十、村落文化的嬗变
第十四章  公社的启示：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一、土地与农民
二、党政权力
三、农村集体企业
四、乡村政府与集体企业
五、乡村政府与农业经营
六、村民自治问题

表格索引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