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维恺写道: “当中国农民在很小的可能范围内熟练地利用传统农业技术时,19和20世纪的中国农村,在种子、农具、肥料、杀虫剂等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人力比兽力重要得多,农具——几个世纪几乎没有改进——适用于人力。每公顷土地上花费的人力劳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密集。”中国每公顷土地上的出产,已接近于在没有使用选种、化肥、杀虫剂、机器和内燃机及电力水泵、混凝土等先进工业一科学投入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限。
鉴于上述不利条件,中国政府曾进行过一些努力,1921~1927年,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业实验所,但这些努力很少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因而成效甚微。在政府无力对农村改造的情
况下,工业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对农村的投资和改造,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大资本多致力于原料品种的改良工作。
就江南地区而言,对棉花品种改良着手较早、致力较多的有张謇、聂云台、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等棉纺业巨擘。在聂云台等人的呼吁下,江南地区所有较大的纱厂都参与其事。
早在清末,张謇就试图引进美国棉种,分给棉农种植。1914年,穆藕初创植棉试验场于上海。1917年,聂云台、穆藕初等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进行棉种改良试验。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在聂云台等人主持下, “年拨巨资,分向直、鲁、鄂等省设立植棉试验场”。仅1920年4月,该会及所属各纱厂即为棉种改良做了如下工作:9日,杭州鼎新、宁波和丰、太仓济泰
等纱厂从上海恒丰纱厂购得美种棉子2包、通州棉子2袋,散给棉农种植;13日,该会从常州购买常阴棉子120担,送苏州宝通纱厂3担;17日,该会送宁波和丰纱厂美国棉种20斤、常阴棉种30担,“托其代散宁、绍一带产棉乡农”;22日,该会委托南通农校代购通州棉种100担;28日,德大纱厂送华商纱厂联合会《植棉浅说》30部,托其分赠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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