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制度的起源
制度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以往的经济理论都把制度看成是资源配置的外生变量，从而只能说明竞争，而不能说明合作带来的效率。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表明，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争端所达成的效率总是最大的。
合作与同意的一致性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詹姆斯’布坎南指出，评价效率的唯一指标是同意的一致性。“同意”意味着经济当事人经过成本一收益计算，认为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交易对他是有利的，或至少是无害的；“不同意”意味着他认为这一交易有损于他的利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从社会角度看，至少一方不同意的交易比双方都同意的交易所产生的总效用要低。埃季沃思盒状图很直观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任何偏离契约曲线的情形，即至少一方不同意的情形，都会带来较差的结果。同意的 一致性实质上就是形成了“合作解”(即达成双方满意的协约)。
形成制度的因素足由地理、种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内生决定的，还是由一个国家制度选择的历史外生决定的?成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度本身不会受到强权公民的破坏。人们为了私利会试图影响任何制度，从而以损人为代价为自己牟利，这一过程将使产权变得不安全。禁止这种破坏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需要不同的方法。和平而相对平衡的社会可以采取分散的方式与地方规则，处理诸如纠纷解决这样的美中不足问题，因为当地的公平是更有效率的，并且存在较小破坏的风险。相反的是，一个缺乏秩序、不平衡的社会不能依赖地方规则的实施，因为当地的司法可能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颠覆。因此必须依赖统治者的中央集权来抵抗颠覆的企图，即使这种规则与当地正义与公平的观念相冲突(新比较经济学，《经济学消息报》)。
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制度变量后，就能说明竞争的双方为什么要进行合作，如何才能实现合作。简言之，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制度变量的引入使得理论模型从说明抽象的、简单的状态发展到解释复杂的、具体的现实世界。为了把合作的内涵搞清楚，我们不得不首先从“囚犯困境”模型谈起。
(1)“囚犯困境”模型。1950年有一个叫Tucker的人定义了一个“囚犯准题”(Prisoners Dilemma)。后来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流行于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个难题作了通俗明了的解说。从“囚犯困境”模型可以透视人类合作中的诸多问题。
有囚犯甲与乙，他们由于共同作案而被逮捕。检察官和两个囚犯单独进行谈话。检察官说：“我已有足够的证据，判处你们两人1年监禁。如果你单独坦白交代应该被判为10年监禁的罪行，我就能给你达成一笔交易，你可以只判3个月的监禁，而你的同伙要监禁10年。但是，如果你两个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两人都要被判处5年的监禁。”
甲方怎么办?坦白交代，从而希望得到很短的监禁吗?那比不坦白而口增长坐牢1年要好。此外，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因为，假设甲方不坦白，而乙方又背着甲方坦白了，甲方就要坐牢10年。与此相比，还是坦白好，顶多判处5年。乙方也同样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况。囚犯的两难处境见图2．1。
结果是，当两个囚犯都处于自私的动机而坦白交代时，他们俩人都在D方框结束，而得到长期的监禁。只有当他们进行“合作”或按利他主义行事时，他们才能在A方框结束，得到短期的监禁。为了更好地揭示“囚犯困境”与制度起源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由此，我们还可以把新制度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作一比较研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Nash)、泽尔腾(Sehen)和海萨尼(。Harsanyi)。他们三个人的主要贡献是非合作博弈理论。
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的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因此，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传统微观经济学在分析个人决策时，就是在给定一个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如何使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换言之，个人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在此，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是对单个人来讲，所有其他人的行为都被“抽象”在一个参数里，这个参数就是价格。这样，一个人作出决策时，他面临的似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东西，而不是面临着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决策主体)。总之，他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选择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选择对自己选择的影响。然而在博弈论里(囚犯困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博弈案例)，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弈论研究的是在存在相互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个人选择问题。人们之间决策行为相互影响的例子很多，如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选择石油产量；寡头市场上，企业选择它们的价格和产量；又如家庭中的夫妻，他们之间的行为也是一种博弈等等。显然，传统微观经济学把别人的行为都总结在价格参数里的分析模式，但并不能解释上述中的一些问题。博弈论实质上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合作、竞争等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与新制度经济“殊途同归”。
博弈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人们现在谈到博弈论，一般指的都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是说有没有一种binging．dgreement，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例如有两个寡头企业，如果他们之间达成一个协议，联合最大化垄断利润，并且各自按这个协议生产，就是合作博弈。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分享合作成带来的剩余。但是如果这两个企业间的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就是说没有哪一方能够牵制另一方遵守这个协议的话，每个企业都只选择自己的最优产最(或价格)，就是非合作博弈。此外，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就是Collective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ty)、公正(faimess)、公平(equaLlitv)。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
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反映了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经济学开始注意到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一点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里，价格可以使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达到一致。现代经济学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像传统经济学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干预来避免市场失败所导致的无序状态。而是认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可能贯彻下去。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或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是制度起源(或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因。
沿着博弈论的思路探讨下去，我们可以意外发现制度起源的根源。传统经济学过分强调了对竞争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合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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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世纪90年代初期，我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选讲》。讲着，讲着，我确实被科斯、诺思、布坎南、福格尔这些大家的理论“范式”迷住了。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提到中国，但是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你会发觉到他们就是在讲“阁下”的事情。我先讲其利弊，然后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大框架把科斯、诺思等这些大家们的思想“串”起来，以中国人的心态和文化背景把他们的理论“转述”出来——这就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一书的由来。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但是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像在中国走“红”。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改革时期，制度变迁方面的理论分析正符合中国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这些理论在中国畅销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发展却严重地滞后，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是我们经济学的教学仍然还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那一套；二是我们的经济类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三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但是缺乏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其实这三个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的经济学基础落后了。
为了改变我国经济学基础落后现状，我们不得不努力缩小与别国的差距。建国以来我们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传统经济体制时期，我们以“苏联范式”全盘批判西方经济学；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逐步地由批判转向运用，即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第三个阶段是近些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运用”转向“吸收”，只有“吸收”后才能创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下别国的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这是我“转述”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不敢妄称在本书中有什么创新，但至少做到了“吸收”这一步。
这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于1996年首次出版，在当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转述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这本书对于想掌握新制度经济学并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但又没有时间去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学者来说无疑是学习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简洁参考书。本书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是作者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的，这个框架可能不完善，但它较好地反映了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面貌。本书的内容是转述的，这里转述的内容主要来自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文献，也有部分国内学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本版修订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了近几年本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二是增加
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发展及新内容；三是对初版一些错误的地方作了修改、补充或删除。本次修订由于时间仓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厚爱和鼓励，借此次修订的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要首先特别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刘云龙博士，他在听我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选讲》时，经常与我一起讨论科斯、诺思等人的论著，并建议我将讲稿整理成书；我还要感谢《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的陈雯编辑，这些年来我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一些现实问题的随笔或文章在他负责的求知版上发表，增强了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信心。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熊军玲女士，她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及默默奉献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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