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国际知名的、富有创新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个被授予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杰出成员”的知名教授。迪克西特1944年出生于孟买，在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之前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沃尔威克大学任教。     迪克西特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做出过贡献，如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理论。迪克西特的著述类型很多，其中大量的是具有原创性研究的经济理论论文。
    迪克西特是次优税收理论现代发展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有关税收与价格改革的论文早已成为现代经典，与他人合著的十分精彩、十分畅销的有关博弈论的书——《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以及他的经典著作《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这些著作的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总之，他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非常基础性但意义深远的贡献。

　　迪克西特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强调，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相差很远，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分析之中，我们难以理解其间的差异。对于其他经济政策而言，政治有同样的作用。
　　接着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以理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的作用。计划、实施以及监督一项交易的成本被证明是解释许多产业组织现象的核心，进而讨论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类似的交易成本，并说明了这些成本是如何影响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运行的。
　　作者还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一个内容发展极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了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该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实践事实上在应付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是十分有效的。

　　迪克西特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是关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一本十分有趣并令人振奋的经典之作。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家一直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感兴趣。事实上，这种兴趣正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动力之一。迪克西特能够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在令人十分欣慰。
　　——阿格纳·桑德莫  挪威经济学与商业管理学院
　　“政治交易成本”这个概念首先由诺思提出，但诺思并没有对产生这些成本的核心因素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如何应付这些成本的机制做出深入研究。迪克西特在本书中的研究则弥补了诺思的缺陷，较为完整地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成为政治交易成本理论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因此，本书是研究“政治交易成本”的必读物。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的快捷程序是一个成功承诺的范例。美国国会决定采取一个表决程序，以使它能够以快捷的方式：有限的争议、没有任何修正案以及简单的通过或不通过的表决：通过投票表决那些实施国际贸易协定的国内立法。没有这样的处理，其他国家在同美国进行磋商协议的时候，就会很犹豫。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国会把这种协议仅当成是新谈判的一个开端，并试图促使这些国家进行更多的让步。吉利根和克雷比尔（Gilligan and Krehbiel，1987）为这种“隐秘规则”提供了信息数据解释。许多新的立法是复杂的，需要收集很多相关信息。这些任务由小的常务委员会来完成。如果整个立法需要利用这些信息，然后又对委员会的建议进行吹毛求疵的话，这些小的常务委员会将不会花太大的投入在这上面。一个限制修正案的规定作为一种承诺手段以解决这种问题，并保证立法建立在更好的信息基础上。在贸易谈判的背景下，快捷程序同样保证了达成信誉良好的协议。尽管贸易安排并非没有争议，但这种安排还是持续了将近60年。不过，这种安排的延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质疑。
　　最后，需要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约束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作为“委托人”来达到该目的。当这些国家的选民施加压力，要求实行保护政策、补贴或通货膨胀政策时，财政部可以把矛头引向这些国际组织强加给他们的约束条件，而这些附加条件是这些国家要获得急需的项目贷款或国外货币所必需的。这样，这些国家的政府就能逃脱罪名，同时又能贯彻那些大部分选民认为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政策。
　　2.3.3 代理和激励
　　下面我要谈谈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各种交易成本的问题。其中交易的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情况，如技能与偏好（逆向选择），也不知道另一方的行动，如努力程度（道德风险）。在经济政策中，代理人（政府当局、规则制定者、行政部门）与委托人（投票者、说客、政客）相比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其中一些问题能够通过更多的监控努力以及利用间接税工具对参与者的行为产生影响来得到部分的解决（参见Arnott and Stiglitz，1989；（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然而，税收工具会导致经济其他方面的扭曲，在使用这些工具之后，许多信息不对称仍继续存在。经济学家对这种问题的标准和更直接的回答是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
　　就逆向选择而言，要使代理人能够真实地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就必须向代理人提供足够份额的经济剩余或租金。如果信息是连续的变量，比方说代理人的技能水平，那么必须建立租金与信息之问的联系，以提供正确的边际激励，促进所需信息的公开化。对委托人而言，放弃租金是一种成本，因此他不能像在假想的完全信息世界中那样最优地利用信息，同时代理人的能力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社会成本。我将在后面具体地讨论这些激励方法。
　　就道德风险而言，问题是需要平衡风险与激励。典型的情形是委托人比代理人有更大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信息是对称的，作为对代理人投入的回报，应给予代理人一定的租金。这样的契约能将适度的投入与风险承担联系起来。一旦公众看不到代理人的投入（通常这种投入的质量是很难观察到的），最优的解决办法就不可行。
　　进一步说，如果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作为对固定费用的回报，委托人可以给代理人决策权，因此实质上是出售了整个业务。承受着所有自我努力结果的代理人如果使其努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即当投入的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时，他将得到最优的结果。我们的意思是，隐含在完全所有权之中的激励机制是十分有效率的，在边际水平上代理人获得100％的价值回报。
　　如果代理人是风险厌恶者，那么分享风险的愿望将会降低激励机制的效力。负责人会给代理人一些保证金，和小于100％的边际价值。这会使刺激代理人投入的激励机制效率降低，因此，结果只能是次优的。相对于上述最优来讲，次优所需付出的投入很少。然而，对投入（信息对称）的不可测性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这就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成本。这些限制因素是难以摆脱的。如果代理人的投入是可测的，而且契约能明确指出代理人所要求实施的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理想的最优，或者政府行为所能达到的目标在操作上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我们仅仅想知道双方是否都能尽最大可能地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他们是否能实现次优的结果就可以了。
　　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以及实施经济政策的管理过程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官僚机构拥有并需要专门的信息，而且它们可以以外界难以观察到的方式改变其努力的数量和质量。企业和公众的行为是政策极力想去影响的对象，然而企业和公众有他们私人的信息和自己能够操纵的行为，以便能够从政策上获得更多的好处，或减少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开始设想一些合理的激励机制。然而，通常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激励效率是很低的；而且与前述情况相反，代理人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Wilson，1989，p.115）。下面我将考察经济政策理论中对激励的一些分析，然后回到低效率这个问题上来。
　　在如何影响代理人的行为方面，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这些代理人拥有政策制定者所不知道的确切信息。这种情况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中比比皆是。当政府选择所得税计划，或调整能源、运输服务的定价时，政府需要那些由公司、消费者、纳税人掌握的信息。通常他们会从谎报信息中获得收益，因此，纳税人会保守地报告自己的收入潜力，公司会多报成本。这限制了政策的可行性和最优性。通常的原则是，必须给予代理人一部分交易租金或经济剩余，促进代理人采取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告知其信息。因此，允许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纳税人保留其获得的额外收入；一个显示有低成本和先进技术的公司必须用充足的利润酬谢代理人，以便从中获益。

第一章 作为政治过程的经济政策制定
1.1 政策分析的规范方法
1.2 政治经济的实证观点
1.3 一个综合：“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
1.4 主题：交易成本

第二章 交易成本政治学框架
2.1 政治结果与经济效率
2.2 政治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2.3 政治学中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2.4 国别差异

第三章 解释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两个案例研究
3.1 美国的税收与支出改革
3.2 关贸总协定和国家贸易政策

第四章 一些思考与建议
4.1 决策过程的一些教训
4.2 经常学家的角色
4.3 结论
附录：多重委托人与多重任务的代理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关键词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