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学者的任务是求知，而知识分子则不仅要求知，而且要济民。学者所发现的知识当然也有济民的一面，钱钟书的《管锥编》不仅可以愉悦他本人，也会使后人受益；同时，真正的知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造知识的学者因此也可以流芳百世。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济民”不是知识对社会的功效，而是学者身体力行地为他所处时代的同胞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知识分子；在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学者成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而言，高度的社会分工、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分工，还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学者兼有知识分子的责任。
收入《学术札记：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的文章，大部分是我在最近的三四年里的业余之作，是我试图“济民”的一些尝试。然而回头看，这些文章即使是对于我的专业也不是完全业余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文章既传达了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不断地整理了我的学术思路，并反过来指导我的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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