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常委开会，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扩大会议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能称“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3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蔡和森、毛泽东以及团中央、军委和湖南、湖北省委代表等共22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险恶，会议只开了1天。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做报告。2．常委代表做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3．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开始后，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做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罗米纳兹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个报告很长，罗米纳兹每讲一段，都要由瞿秋白翻译，用去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下午首先讨论罗米纳兹的报告，然后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做《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而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么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我们要不客气地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第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并逐一进行了讨论。
《告全党党员书》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问题等各个方面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几个月“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就是“必须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决定“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它]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它]，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即实行两个重大转变，将大革命时期把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作为全党主要工作改变为全党以职工运动为基本工作，将原由中央工人部直接指导全党（包括全总等党团）职工运动改变为由党中央、各省委等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与其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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