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法典是否要有特定的体系模式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民法典的体系设计是否要遵循成例，是否一定要以特定民法典为模型。本书对此持否定立场，因为：
第一，法典属于凝固了的历史，其内含的是产生于特定时期、适用于特定地域的法学认识和制度规则，无论其多么经典，至多表明它在某个方面具有特长，而绝对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无论对于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均是适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其他地域民法典的得与失，反思其内容和体系，而不能盲从。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看到的民法典是一个静态的法律文本，它的生命根源并不在此，而在于其扎根的那个真实世界当中，并受制于特定地域的整体制度和其他关联因素，舍弃法典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缘制约、法学支持等要素，单纯地供奉这个静态文本，在比较法上被视为最大的弊病。①而要全面深入认识这些要素。又谈何容易。故而，其他地域的民法典只能属于中国制定民法典时的参考素材，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被参考，而不应是制约和束缚后来者，否则就有可能会上演一场新的“东施效颦”。
第二，大家熟知的法国、德国、瑞士等民法典之所以得到成功，不仅在于它们各自具有适用于本地域的合理性，而且在于它们在内容和体系上的创新。中国民法典要成为经典，就不能因循守旧，而要在借鉴、吸收他人经验上形成自己的突破。在此，他人经验能否适应中国，能否给中国规则的确立提供正当性脚注，还需要我们将眼光返回到中国，毕竟，我们不能仅仅考察他人经验，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自己规则的确立提供智识资源和正当化理由，这种规则必须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因此。要在关照中国现实背景因素的前提下，将域外的有益经验大胆拿来，将之融合到新的环境中。这种思路延伸的结果，首先就是要综合对比，借用那些移植成本小、能与现实因素协调的经验，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妥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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