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活下去。<br> 必须闯过心肌梗塞这一关，必须活下去。第一步哪怕是战胜虚弱无力，恢复知觉也好。我躺在病床上：右手扎着输液的针头，左手也绑着一种叫不出名的“可爱的东西”，头都不能抬一下。只能老老实实地躺着，完全与世隔绝，就像国家总统后来一再表白的，他在天堂般的福罗斯的处境一样：电话、广播、电视全都哑巴了。而医生护士们仿佛达成了默契，只重复着说：您不能激动，您需要静养。<br> 几个月之后，当我以俄罗斯总统候选人身份，被迫投入快节奏的竞选活动时，某些很讲民主的报纸居然登出了这样的马路奇谈：雷日科夫真的得过心肌梗塞吗？瞧他在电视上的那副精神，每天发表演说，还周游全国呢！甚至还引用几位患过心肌梗塞的病人的来信，愤怒地说：三年前我得了心肌梗塞，至今未愈，而这位……仅仅出于最起码的礼貌才未说出“雷日科夫在装病！”在公开性时代，已无礼貌可言，在许多记者以及不仅是记者看来，公开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br> 我活过来了，痊愈康复并努力忘却疾病，这难道有错吗？为什么要这样搞，问问医生岂不一清二楚。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列举我的病历、心电图和化验单，可是，委婉地说，恐怕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感兴趣。 我只说一点，患病初期的确不妙，不是一般的不妙，甚至有点可怕：这也许是因为，我一辈子除了感冒，还从来没生过病，从未体验过卧病在床的滋味。所以我无条件地听从了医生的吩咐，毫无反抗地同他们达成“默契”，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我被隔离之后，她就想闯进病房看望，哪怕看10分钟也好，——也不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br> 总之，度过特别严重的最初几天之后，医生们肯定地答复说：再过一个月您就能自己走出医院了。我相信这话。果真，一个月之后，怀着对所有用学识、经验、关怀和人道主义延续我生命的人的难以言状、终生不忘的感激，我出院了。此外，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康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极其忙碌、极为美好地度过了极其忙碌、极其美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该厂锤炼了我强健的体魄，我没有时间生病，也没有学会生病。<br> 本来，不值得为我的病情耗费这许多笔墨，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人在需要时还不时地端出这道并不新鲜的菜肴。而在我康复的那些日子里，妻子给我往医院带来的是大量友善、感人的信件和电报。写信人分布在苏联各地——有老有少，有熟有生，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接收地址基本一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我珍藏着数千份这样的电报和信件，它们在我一生中大概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br> 我是12月25日夜里住进医院的。过了两个星期，即1991年1月10日，主治医生来到病房，试探性地问道：<br>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来探望您？”<br> 问题提得真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从未如此客气过。<br> “这不由我做主，”我答道，“您来决定：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br> 然而我心里却想：越早越好。我坦诚地认为：即将进行的谈话对他，对我都是不愉快的，却又是不容回避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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