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由社会主义新人所组成，并以集体所有制和组织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太平盛世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关于人和社会的乌托邦具有某种新奇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预见的是一个既普遍又现代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将最终在全世界出现，并将建立在后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上。③因此，这一学说就把革命斗争扩展到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社会。中国人在接受了这一学说之后，便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苏联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普遍主义虽然从未压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使得中共为中国的建设采取了更特殊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并不必然是国家的传统及其条件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预言未来社会的精确性质；它只是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社会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导向共产主义理想，而新社会形式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一旦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诞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就变得具体了。如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它怎么能够偏离被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对于中共精英分子之所以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俄国人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苏联看起来树立了如何走向最终目标的惟一榜样。当中共取得政权时，它只是断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诸如迅速工业化、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些政策。简言之，它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相当不同。①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苏联的影响很突出。将苏联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付诸实践，这就补充了中国人早年所接受的学说和组织的经典。俄国顾问、援助、计划、蓝图和教科书蜂拥而至；但中共自己过去的影响在这个制度中确实始终存在，并且最终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本国经验相结合，这就导致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此后对它的否定。②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减低到了更为微妙的程度，表明它仅仅从属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本国经验。
中共历史
中共历史经验是这里考察中国政治制度起源问题时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像前面的题目一样，这里的讨论将是有选择的，仅仅试图探寻一些明显地影响后来政治形态和态度的主要倾向，在简略地回顾党的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将有助于以后的讨论)之后，③我们将考察中共1921年到1949年间产生的政治作风及其某些要素。
第一次统一战线(1923—1927)
中共在其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联盟，以加快结束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民族革命”。这项决定是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共，违背某些中国同志意愿的。它导致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对联盟的正式领导，同时仍保留独立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次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从1923年到1927年夏，国民党最终驱逐了共产党人，并撕毁了他们与苏联顾问的协议。①
在这段与国民党合作并大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时期，中共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组变成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它的壮大和组织工农的成功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它导致中国城市中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并开始了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的北伐。党员人数从1925年5月的1000人发展到当年底的1万人和1927年4月的5．8万人。工会和农会在同一时期迅速扩大，共产党在其发展和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努力克制这一浪潮中的激进倾向，但国民党保守的领导人仍然越来越担忧这一联盟的方向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共产党人，这年夏天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及其组织基础的彻底镇压。这一时期以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共产主义支持者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告终。
苏维埃时期(1928—1934)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在那里，小股共产主义力量通过武装自卫和运动战术在相对孤立的地区存活了下来。这些力量渐渐壮大，并夺取了被叫做“苏维埃”的松散的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把分散在中南地区的一些苏维埃根据地正式联合了起来，当然其中还包括在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块根据地。③苏维埃共和国的堡垒是中央苏区，包括江西省的许多县，共和国的首都即在此，毛泽东是其政治领导人。在苏维埃时期，中共的事业和领土经常变动。在1933年的一段时期里，党员人数上升到高达30万人。①然而，国民党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使它难以维持下去。1933年末，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次年，这场“围剿”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根据地，开始了向陕西的长征。
尽管苏维埃时期以军事失败而结束，但它给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它结束了党内就城市还是农村导向的问题而展开的严酷斗争，其结果有利于后者。在1931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从上海移至江西，这里包含了承认中共中央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意思。这场转变于1935年初正式实现，当时毛泽东这位农村革命战略的首要倡导者成了党的领导人。其次，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它从此成了中共生存和夺权斗争中的堡垒。当然，这场运动与它的军事力量几乎是不可分割的，红军力量和效力的主要职能便是扩大领土的控制范围。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具有某种军事经验，而红军本身也完全由党的组织和控制所渗透。②最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升华在这些年月里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它主要强调依靠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那一类单位，它们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③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工作经验的开端。在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建立政府机关，实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这些做法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来中共的统治方式有相当的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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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于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与此相悖谬的是，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稳定性和其政策关注的正常化（按照西方标准）却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造成．了困难；毛泽东以后时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何在?在多大程度上现行政策是回蓟’了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前在农村地区的非集体化政策是不是对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否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真地对比研究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阶段。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的设定，即中国政治的现行政策可以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无须去认真地考察早期的阶段。这种设定还得到了中国政治口号的支持，它一方面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已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应当记住，“文化大革命”也曾宣布完全否定以前的时期并承诺了一个永远革命的新时代。在回顾历史时，简单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来解释中国政治显然是过时而天真的；而仅仅用现行政治来作解释也有问题，这主要并不在于现阶段会变化，因而使人们的分析不着边际，而在于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念。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区别，但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无需去条分缕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它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
要理解变动着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事分析的人本身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重要变化是布兰特利·沃马克作为合作者酌加入。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一题目更新了的观察能在几个方面改进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革新是收入了截止于1985年中期政治新材料，我们重新考虑了每一章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第一个十年钓发展重新构建了某些章节。例如，对政治组织的讨论不仅考虑了1982年的新党章和新宪法，而且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较多地注意了毛泽东以后时代所强调的制度化、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像这样一部概览的书十分依赖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质量，我们在分析中加进了学术界同仁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大大改善了的来自中国的资料和观点。近年来中国的信息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第三版的材料基础。这可以从讨论传播媒介的第五章等章节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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