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建党风云》：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在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孑L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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