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炳章（国外用名Benjamin Yang），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作者应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作。
　　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主义逐步政治化的过程。作者的这种研究视角，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在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阀混战中，蒋、冯、阎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混战各方都打着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旗帜。这场战争从1930年5月起到11月止，长达半年之久，波及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大都在北方。蒋方调集了几乎全部兵力，多达100万人；阎、冯双方投入了60万兵力。结果是阎、冯军队20万人投降，20万人伤亡，另20万人被编入蒋军。蒋军也至少损失10万人。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国民党内部动乱无暇外顾的情况下，何以1930年共产党的势力得以迅速壮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军阀混战一经结束，蒋便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苏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共围剿战争。    由于东江苏维埃遭到打击，左右江根据地也被迫放弃，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自南向北转移到长江流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众多的苏维埃根据地汇合而成为三个大本营。即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它们分布在华中重镇武汉的北面、南面和西面。由于党中央需要解决因李立三倒台造成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问题，并要重新整顿省市两级领导体系，各路红军暂时获得了自由。他们逐渐退回老苏区根据地，作为以前出击进攻的代价，他们现在不得不承受国民党的军事报复。    P48书摘     本书原英文版已有序言，这里只简单地针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是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一般读者翻阅后觉得有意思，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读者觉得有收益。 这本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写过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曾热心帮助，而今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过世了。 该书扉页上写有：“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其中具有某种严肃的理想主义意味，我不是为了靠它赚钱，也不是为了靠它求职。 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其内容是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关系。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阅该书，对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质疑，我仍然觉得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留得下的。现在已有该书中文版，且看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国外“汉学家”、“中国通”的争议不用说了——他们往往是粗枝大叶，隔靴搔痒——我更注意的还是同国内学者的商榷。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往广泛称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实认识。第一次主要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者两项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我认为沿着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历史文献，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不免陷入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场和作用，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略，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写一本书《毛泽东的武功与文采》，一次一次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胜就是胜，败就是败：一篇一篇分析毛泽东的书文和诗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政治上固然应该守边，但这种研究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采用的。 本书有没有重大错误?有!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显然是低估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变化趋势，我的判断显然也是不对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在谈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我曾觉得苏联行，中国不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了。我必须承认，我也乐于承认：我错了，苏联不行，中国行。记得1986年在北京大学见到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先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欣赏，对苏联形势表示乐观。 看来我犯错误，还是无独有偶呢!我相信赵老师同我一样，也乐于承认这一错误的。国家好就好，个人对错何妨?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我的同事萧延中教授和郭伟女士。 杨炳章 2005年1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鸣谢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七章 落脚陕北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第九章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附录一 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