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发现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近代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对人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也感叹：“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迢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日：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指出的那样：“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自序）
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民族的生存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才费巨大心力写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日本国志》。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局限性。《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想法与追求，也暴露了作者知识结构上的局限，黄遵宪不谙日语，无法研读日本古籍，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自然缺乏了解，只能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真理下，凭借渊博的中国文化功底、西学的一般常识和能够掌握的有限日本知识研究日本，对于那些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志士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把握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揭示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则力有不逮。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晚清文化巨人，黄遵宪对日本显示了过人的敏锐，真知灼见散见《日本国志》各卷，至今读来依然熠熠生辉。比如，“国统志”开宗明义论述世界各国的国体，指出日本是个绝无仅有的存在：“若夫传世百二十，历岁二千余，一姓相承，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其惟日本乎?”在勾勒日本历史的过程中，黄遵宪对天皇这个“一线相延之统”“屡蹶而复振”的事实一再表示惊奇，虽然未能上升到对日本的民族性理性思考的高度，这种惊异本身，足以催人对日本与日本文化作出深刻的思考；又比如，在“地理志”里，黄遵宪指出日本“独立大海，旷然不与邻接”的事实，对其闭关自守与积极进取的双重性予以关注：“余观亚细亚诸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倾踣矣。日本自通商以来虽颇受外侮，而家国如故，金瓯无缺，犹得以日本帝国之名，捧载书而从万国后。壤地虽日褊小，其经营筹画，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日自守，亦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部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在日本羽毛未丰的当时，黄遵宪就看出其“以小生巨、遂霸天下”的野心和“鼎举而膑绝”的后果，可谓目光如炬，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包含了现代世界意识，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一改以往中国文人写史书时那种“华尊夷卑”的姿态，采取尊重对方，互相平等的写作立场，中国实际上已经从过去“天朝上国”的位置，降低到与日本平起平坐的位置。这种改变，意味着近代以降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与国际地位的历史性逆转。然而，这并不意味黄遵宪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大中华”思想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事实毋宁说相反。在《日本国志》里，作者假设了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芒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留足了面子，也只有这样，才能为颟顸自大的清朝统治者接受。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日本观的首倡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种日本观，表达了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精英天真美好的愿望：既然“同文同种”的日本岛国能够通过变法而自强，“同文同种”而且“泱泱大国”的本家当然更不在话下，只要肯放下架子，向日本学习，把日本变法的经验学过来，中国的强盛指日可待。然而，甲午战争的炮火很快就粉碎了这种一厢情愿，日本为了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不惜冒险一搏，对曾是自己恩师的中国给以沉重的一击，使腐败衰朽的大清皇朝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证明了“同文同种”的虚幻性。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本书还是留下了很多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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