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问题，会发展成为滔滔不绝的辩论——再没有比自由的感觉，没有必要向其他人屈服的感觉，以及自身不必承担任何义务的感觉更让人陶醉的了。很自然地，我肯定不会否认这种崇高的感觉。然而，我确实感到，与这个频繁使用的词语可能提示的事实相比，它的概括性还远远不够。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止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他们很愿意对被人赞扬的组织表示顺从和信任，以及几乎是情人一样的卑躬屈膝。想想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的城市的捍卫者的样子。我们现在民主社会和革命社会的救世主们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狂热的偶像崇拜以及深切的归顺屈服的对象。(塔德，1895b：25)
领袖为什么能吸引如此一大帮人呢?因为他用充满幻想的简单词语回答了民众的问题，并且给了无名的民众一个名称。民众从他们最深层的直觉中，而不是从理性推导中接受这种答案。他们认为这个答案好像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展现了一个新世界，或者是唤醒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期望。当民众接受这个领袖时，他们确实受到了吹捧赞扬，转变了思想观念，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的情感能量不仅能够改变民众的思想，还能使他有勇气承担殉道，以及暴力所需要的残忍。拿破仑以魔法征召的革命军队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跟随他的战旗征战了整个欧洲。
民众从他们的理想和幻觉中积聚能量。领袖们则利用他们来推动国家的车轮，带领他们奔向一个由理性，有时则是由科学所支配的目标。我们将看到，戴高乐将军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深度要超过大多数教授群体心理学课程的学者。他清楚并且赞赏这种做法。他指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也许能够超越这种现实。因为他有这种天赋做到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F．R)①所谓的“以梦想领导法国”戴高乐，1955：I，120)。
人们的经验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梦想是一种最快捷的途径。它使一种包罗万象的思想变为专门的行动，使个人的智慧变成群体的运动。当幻想失去了力量或者逐渐消退时，人群以及他们的信仰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形式和实质，就像一具没有血液的尸体一样，不再有生命或者稳定性。人们不再知道要跟从谁，要服从什么，或者应该奉献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来给他们规定维持和扩展文明所必需的纪律，或者是满足他们的热情或情感。敬爱和忠诚的世界只剩下了一具空壳。他们不再有任何朋友或者敌人。把群体或者社区划分出来的界限几乎都已消失，“人民”不过是个人的乱七八糟的聚集。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众社会中，治疗民众状况的良药就是领袖。条件是，只要它能够避免民众恐慌的危险。所以，拿破仑在法国革命的后期，就把民众所缺乏的崇拜对象还给了他们。他还给民众的还有使他们准备牺牲一切的那种理想，其中包括牺牲生命和自由。正如布洛赫所观察到的：
元首是一个价值体系的象征，也是它的动力体系的车轮。正如我们说过的，他主要是以一种制度的象征形式出现。至于他的理性特点及其功勋，则完全是次要的。(布洛赫，1979：81)
当我们面对民众时该怎么办呢?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两件事。从他们自身的背景中找出一个领袖，并且根据他们的情感、信仰以及想象来治理他们。如果我们认为个人在历史上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是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么第一件事就可能对我们没有吸引力。然而事实上，了解了心理学的这个分支以后，我们就不会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把这种做法排除在外。这主要是因为，也尤其是因为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那些不应该这样的人也是如此。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驳斥一个人强调民众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时，就说这个人是满嘴胡言。铁托认为历史过程往往就取决于一个个人(吉拉斯[Djilas，M．]，1980年5月6日)。
总的来说，群体心理学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政策，来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经验层次之上，并且试图提供一种准确的答案，来回答一个同样准确的问题。由此我们就看到了暗示或者是建议在创造民众中的作用，以及把这种建议付诸行动的领袖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的提出并不难以解释。在以下的章节中，我将阐述选择这种解决方案的理由。然而，首先我马上要提出其中的一个理由，以便让人们对群体心理学与此相关的特有重要性有更好的理解。理由就是，民众并不是本能地趋向于民主，而是趋向于专制。
第四节 东西方专制主义种种
在目睹了民众诞生的世纪里，我们认为，被一个人统治是一种野蛮的生存之道。我们谈到这种情形时，总是带着强烈的反感。我们会说到绝对的专制，缺少文化资源或者物质资源的摧残性影响，或者是令人叹息地回归到已经不合时宜的道德状况。总的来说，专制被看成是愚昧无知或者卑微本能的产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使命在于与发展中的人性携手共进，奔向完全的民主。文明所标志的每一个胜利，也就意味着人民对他们传统的敌人——独裁者的胜利。任何人如果拒绝这种历史事件发展的观点，当然也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这就是勒邦所持的观点。大多数群体心理学家的观点也与此有关。对于勒邦以及这些群体心理学家来说，民众的出现，就其心理特点而言，意味着在长远的将来，必须依赖于领袖以及一种专制政权的设立。正如勒邦自己所说的：“一系列此类的典型事例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欧洲普遍存在一种朝着独裁政府演变的倾向。”(勒邦，1924：231)
民众社会毕竟是用这种权威的民主化来定义的，而这种所谓的民主化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声称汽车、休闲活动、报刊以及大众媒体都已经被民主化了。在过去，只有社会名流才能拥有它们。然后，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拥有它们。但是现在，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它们了。独裁主义是怎样设法使民众接受并实践的呢(勒邦，1910：117)?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来实施统治，或者强制实行他们的权威，或者用曼(Mann，T．)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再能够以良好的贵族道德提供服务。第二个原因则是由于那些有着自身组织和等级制度的民众的崛起。他们把议会中的社会辩论带到了大街上，剥夺了民主机构的尊严和威望。我再引用一段勒邦的话：
现在，领袖们有逐渐取代公共官员的倾向，因为后者是可以竞争的，并且受到了削弱。与任何政府命令相比较，这些新主人通过专制统治，得到了更接近于完全驯服的民众。(勒邦，1910：117) 勒邦的话虽然不甚明确，但是，他所说的就是工会的领袖，并认为他们就是劳动世界中的真正主人。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个地方都多多少少有专制主义复活的迹象。在每一种思想以及所有的政治生活中，专制政治重现的顽固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文明，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一旦一个民族学会了书写，并且产生了最早的经典之后，这个问题就萦绕不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们自己局限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原因，去描写它是怎样发展的，或者去理解权威的这种古代形式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意义。我想通过对比的手段来表明这种发展。像所有的比较那样，它并不完全是强制的。但是，就此而论，它又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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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取得了胜利，旧制度分崩离析，新旧政权频繁更迭。但是，领袖的崛起却永无尽头。他们在历史上无疑总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但从来都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决定性角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地需要他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正在形成中的问题：领袖的这种崛起与平等原则(它是文明国家所有政府的基石)相协调吗?它与民众力量的增强、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传播相协调吗?人们认为这种崛起与现代社会是不协调的，那么它是现代社会中上述特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当权力被多数人夺取以后，就暂时被转移到少数人手里，直到某个杰出人物把它从其他人手上夺过去。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法律，他能够领导大众进行英勇的斗争，让他们从事巨大的建设工程。他们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日常需要，甚至自己的生命。领袖会命令他的一群群追随者去大肆破坏，犯下滔天罪行，而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行使这样一权威难免会剥夺个人的责任和自由。它还会要求人们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对这些矛盾的结果已经太习以为常了。我们不再感到它们日益沉重的压力。但是，它们还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有时甚至是震撼，前提是我们怎样认识它们产生的原因。
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那种把法律视为某个人的意志的观念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只有在谣传中才会听说，最多不过是历史趣闻，就像英雄崇拜或者追捕女巫一样，只有在旧书中才会读到。但是，我们在探讨世界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时，却感到难以有所创新。事实是，我们远远没有创新，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量演绎推导一些已知的思想观念，而在那些已经逝去的有着自己的恺撒和暴君的时代，人们对于这些思想观念只是略有所知。我们制定的规则已经能够解释那些例外情况，我们还把他们全凭经验的初步尝试加以系统化，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在文化、社会和群体的所有不同领域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看得见的权力。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鼓舞，并被日益赋予人格的力量。我所说的就是领袖的力量。他可能被称为西班牙语中的“lider massimo”，“presidente”或者“caudillo”；意大利语中的“duce”；或者德语中的“F*hret”。但是，这些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名称总是描写一个可以指认的实体，词语也总是忠实地对应于现象。当然，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生活，还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生活，这并不是一回事。同样，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卡斯特罗与皮诺切特之间，以及甘地与苏加诺之间，选择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准确地说，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具体形式的差别就像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一样。但是，随着领袖而来的还有一种新的政治成分，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