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指的是与长期流行于学术话语和普通话语中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有关当代世界(实际上是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些观点。它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经典”理论和工业社会趋同观相左，并且实际上与马克思、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很大程度上)甚至与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至少是对他著作的一种解读——相左。它们都假定，即使只是含蓄地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br> 在所谓现代性的开端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实，并没有证明这些假设。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实际发展，驳斥了现代性的西方方案将走向趋同和称王称霸的假设。大多数社会的广泛制度领域，即家庭生活、经济政治结构、都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和个人主义取向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出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式并不是它们各自社会的传统在现代的简单延续。尽管受到特殊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巨大影响，这类模式显而易见还是现代的。所有这些，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动态和阐释方式，对这些现代动态和阐释方式来说，最初的西方规划构成了关键的(并且经常是模棱两可的)参照点。在非西方社会产生的运动，许多都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反西方或甚至反现代的主题，然而，所有这些运动显然易见都是现代的。不仅这些社会从大约19世纪中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是这样，而且像我们将要提到的更近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是这样。<br>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假定，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br> 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这类与时俱进的重建，是由与社会、政治、知识的激进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角色来推进的，也是由追求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在是什么使社会变得现代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社会运动来推进的。通过这些角色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更广泛群体间的约定，现代性的独一无二的陈述得以付诸现实。这些活动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社会或国家，尽管某些社会和国家被证明是社会的激进分子能够实施他们的方案、追求他们的<br>目标的主要领域。尽管在不同的民族一国家内部和不同的种族、文化群体内部，产生了对多元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可是在各种激进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无论它们相互间的差别有多大，但在许多方面，每一种运动都是国际性的。<br> “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是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br> 在承认持续进化的现代性的多样性时，便面临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现代性的共同核心这一问题。随着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经典”模型的许多成分在当前被解构或解体(特别是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后果)，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恼人，并且实际上发生了转型。当代话语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至少就其持续占主导地位达两个世纪的古典阐述而言，现代性规划已经枯竭。当前的一种观点宣称，这种枯竭在“历史的终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另一种得到最佳表达的观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按这一“文明的冲突”观，西方文明(看似现代性的缩影)面临着与这样一个世界的对抗：在这一世界中，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和反西方的文明——某些对西方抱敌视和藐视看法的文明(最明显的是伊斯兰和所谓儒教圈)——占主导地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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