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文化类型的划分与研究
我国是最早以文化来分辨人类群体的国家之一。从先秦直到清末，以华夏一汉族为主体的国人用以区分族类的主要标准不是血统或种族，而是文化。《左传?成公四年》曾载有当时流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但是判断其是“己族”还是“他族”，主要看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程度而定。《礼记?王制第五》曾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跤，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饮不同。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国人对当时中原及周围地区不同族体的人群及其文化的初步认识。随着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儒家学说在中原王朝取得统治地位，这种华夏一汉族普遍接受的以文化取人的族体观，又成了历代统治者（包括进入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处理境内各族体关系的准则。任何民族，不管其肤色、相貌、血统，只要改用汉服，习汉语、汉文，采纳汉人的生活方式，就被当做汉族的一员，成为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反之，若原是文教渊薮的汉族人，一旦丧失了汉文化，接受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习俗，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蛮夷”了。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曾很有代表性地说过： “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骚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17]不过，华夷之辨多是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在封闭的“中国一天下”观念支配下对境内中心地区与边鄙地区如何统治所作的政治考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对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学术研究。
真正的中国文化类型研究是从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开始的。英国的’Fhomas Carlyle （1 795～1 881年）、James G．Frazer（1851~1941年）、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年）、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年）、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oseph Needham（1900～1995年），德国的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MaX Weber（1 864～1920年），美国的John Dewey（1 859~1952年）、Pearl S．Buck（1 892～
1973年）、F．S．C．Northrop（1 893～1 992年）、Talcott Parsons（1902~1979年），印度的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年）、S．Radhakrishnan（1888~1 975年），日本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桑原骘藏（1870～1931年）、铃木大拙（1870～1966年）、江上波夫和中村元等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都曾以自己的研究或体会描绘过中国文化或一部分中国人的性格。[18]对中国文化有切身体会的在华传教士和旅行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品评过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其中最有成就的依笔者看要算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It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
明恩溥在山东长期从事我国农村的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达25年，于1892年出版《中国人的特性》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把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15点：活易死难、没有“神经”、耐性太好、不求准确、 “寸阴是竞”、勤劳、撙节、知足常乐、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虞我诈、爱面子、婉转、客气。他的观点在旧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很有影响，李景汉、潘光旦等著名社会学家都曾做过评述。潘光旦先生还将《中国人的特性》择译后编进他所撰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之中。[19]
与外国人从表层现象和文化自我中心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不同，被迫打开国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留洋的知识分子在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后对本国文化和国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较深刻的检视和反省。如辜鸿铭在1915年比较了德、英、法、美各民族的性格后，认为典型的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20]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21]鲁迅先生也曾以其犀利的笔法通过小说、杂文等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解剖过国人的文化特性和民族精神。不过，新中国成立前能以较平和心态集东西方睿智于一身去观察和描绘中国文化或国民性的是林语堂先生。他于1934年用英语写了一部书Mr Country and Mr People，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比较，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有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特点，中国人的心灵有女性化心态、不讲科学、不讲逻辑论证、凭直觉感悟等特点。[22]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内地的中国文化研究时断时续，且都被严格掌控在政治权术和意识形态需求的范围之内，鲜有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港台地区的研究则没有中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项退结的《中国民族性研究》[23]以及柏杨先生以愤激之言表述的“酱缸文化”和“丑陋的中国人”系列[2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文化类型及国民性的研究也曰益深入，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民俗学家刘守华等人认为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封建大一统政权和宗法等级制度为支柱的社会结构，以勤劳勇敢、俭朴淳厚、崇尚礼义为主要特征的民族精神，以重视传统、追求和平安定、人寿年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25]田史学家戴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大的影响因素有：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散漫的一面。第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样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第三，中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第四，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大陆，在地理上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隔较远、交流少，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第五，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它有个主干、核心，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26]。李泽厚则认为用“乐感文化”概括中国文化十分恰当。他说：《论语》首章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说过“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一一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培养了一种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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