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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 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 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 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 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 (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 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 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 “不合时宜”的“旧 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 “历史的必然”。 “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 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 “汪诗”在市场上茁壮 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 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 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 “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 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 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期， “汪诗”的情形大 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 “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 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 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 经融人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 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 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 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港 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 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 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 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 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 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I生之中：在 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单．《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 “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 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 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 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 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 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 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 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 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 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 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 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 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 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 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 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 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像民众提供“思 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 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 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 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站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 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 w0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 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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