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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 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 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 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 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 (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 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 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 “不合时宜”的“旧 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 “历史的必然”。 “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 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 “汪诗”在市场上茁壮 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 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 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 “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 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 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期, “汪诗”的情形大 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 “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 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 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 经融人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 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 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 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港 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 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 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 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 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 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I生之中:在 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单.《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 “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 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 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 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 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 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 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 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 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 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 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 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 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 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 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 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 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像民众提供“思 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 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 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 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站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 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 w0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 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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