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人文关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人文精神指向的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人类理想体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蕴含。
    人文教育是“无用”之“用”，因为其宗旨在于促成人作为生命主体、精神主体的完全独立与自我完善，在“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题目上深入、广泛地进行切磋琢磨。
    人文教育的地位，从终极意义来说，体现了自由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体现了生命意义在人生中的地位，体现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大学的教育功能不仅是教育培训、培养专门人才，更在于造就人。养成健全的人格、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大学生的思维能够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保持同一方向的联系。
    人文就是审思人生，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进行全方位的深层观照。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一面旗帜，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摇篮。

    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所谓的“北大的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人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造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死板的读书生活，曾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里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区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翅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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