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倘若我们询问成年人引起他们发怒的原因，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他们可以感觉到，损害了他们的人格。或者，他们不得不与周围的人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抗争，他们觉得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自己被别人利用了。还有一些人抱怨身体的距离遭到侵犯，别人对他过于亲近，而他觉得这种亲近难以忍受。自我价值遭到攻击的这些现象，虽然很早便进入了怒的研究者的视野，但直到今天，它们才具有核心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发怒，首先是因为我们人格的完整性受到了伤害，不被别人尊重，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确定和重新划定我们的边界，从而使它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br> 怒是一种促使人澄清自己与别人的边界，重建自己与别人的正确距离的情感。作为人，我们有一种本能的自我扩张的倾向，即总是想扩大自己的边界。一旦在这方面遇到阻力——由于所有人都存在着同一种倾向，遇到阻力是逻辑上的必然——我们就会生气。此外，保持我们的边界，别人未经允许不得越过这一边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当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未能得到，即我们的权利受到伤害时，我们也会生气。我们往往习惯于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保持一定的限度。这也是我们设定的一种边界，一旦这条边界被侵犯，我们便会生气。特别在信任感丧失或陷入危机时，我们便会作出生气甚至愤怒的反应。当别人向我们提出某种要求，而我们不愿满足这一要求，觉得这是一种越界行为时，我们同样会生气。生气促使我们意识到自我的边界，促使我们反复考虑如何重新调整这一边界。总而言之，它与“边界冲突”有密切的关联，而“边界”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个人的内心人格，与国家或民族的边界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后者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br> 使人生气的事件是不经常发生的。这类事件总的说来，可被看做对边界的侵犯，其方式形形色色，其种类层出不穷。使人生气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有哪些事情曾经惹你们生气。我们可以把让人生气的经验加以归纳和分类：被别人贬低的感觉；被别人忽视的体验；与别人关系中的不安全感；受到侮辱的体验；被别人谩骂；过分受到别人的关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觉得自己被别人利用；被人故意伤害；生活机遇被剥夺；有权得到的东西未能得到。此外，与我们个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它却损害了一种我们认为重要和正确的价值的事情，也会引起我们的愤怒。例如，我们可能会对那些不按照我们的想像行事的政治家感到愤怒。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生气，是别人的行为违反了我们的愿望，违反了我们的道德和行为准则。<br> 规则的破坏是引起人们愤怒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我们努力维护的规则不被别人遵守时，我们会更加生气。许多规则只是在遭到破坏后，我们才会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规则的破坏会引起我们的反感，我们会说，这不正派，不公平。<br> 身体受到的攻击，如遭到殴打、其他方式的非意愿的身体接触、身体距离过近等等，也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因此可以说，凡是妨碍或影响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事情，不论它们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引发生气和愤怒的原因。而应对生气和愤怒的可能方式之一，便是敌对行动。敌对行动是否付诸实施以及怎样付诸实施，一般说来，取决于阻碍我们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人和事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自我价值感的状况或我们自身的状况。<br> <br> 一个人若经常发怒，说明他希望通过发怒来改变他的生活处境；相反，一个人假如从不发怒，那他一定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br> 发怒是心理能量的释放。当然，发泄愤怒，处理使自己感到愤怒的事情，绝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敌对行动，而是包含了多种行为的可能性。<br> 首先，生气和发怒使正常的关系突然中断。一旦我们发怒，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都会使平时维持的关系变得紧张，从而使交往中止。这迫使我们去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会向自己提出以下问题：我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来?怎样发泄?我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于是，生气或发怒可能导致轻微的碰撞或是激烈的冲突。无论这种碰撞或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何，都会促使双方审视相互间的界线，或维护自己的边界不受侵犯，或重新划定彼此间的界线。然而，遗憾的是，冲突往往导致越界行为。这种越界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而仅仅说明，冲突双方都在考虑，如何调整相互间的界线，在特定情况下，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对方的意图是什么，怎样才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br> 既然生气和愤怒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那么，人与人之间摩擦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倘若我们把和谐宁静的关系看得很重要，那我们就必须找出使我们生气和发怒的原因是什么。生气和发怒不仅向我们提供了防止冲突的可能性，而且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并解决冲突。例如，某人生气可能使另一个人明白，自己过多地干涉了对方的个人事务，从而引起了对方的反感。这也许会促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带来了改善彼此之间关系的可能。<br> 、 生气和发怒的意义在于，它使现状不断发生变化，最大限度地促进着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它是伺某个“你”的对话，而这个“你”所追求的同样是最太限度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生气和发怒蕴含着改变现状的能量。<br> 生气和发怒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紧张和激动，我们感到一种冲动，要“发泄”我们的怒气，因此，我们挥舞拳头、叫喊，为的是让对方明白，有什么事情使自己不能忍受，必须立即改正。不过，生气和愤怒也可能转化为软弱无能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与从愤怒中产生的畏惧和想像联系在一起。从愤怒中产生的想像在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想像中，我们会对使我们生气的人的真正意图进行猜测。一般说来，我们会对对方的行为动机作出判断，弄清楚对方是否对我们怀有敌意，用心险恶。倘若我们肯定对方并无恶意，我们就会安静下来。相反，假如断定对方的行为存心与我们为敌，我们就会继续发挥我们的想像力，将对方的意图描绘得十分具体。例如，当对方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对我们的请求不予回答，保持沉默，我们便会说，他(或她)等待我们跪下来求他(或她)——这显然仅仅是我们的想像，当然也与我们的经验有关。至于我们会不会这样做，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会努力想像出对方保持沉默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从而越来越生气。这时，我们会考虑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何种行动来回应对方。<br> 这类想像是一种过程性的想像，涉及的是初始行动所引 发的进一步行动，以及这种行动引起的连锁反应。对方的行动使我愤怒，从而促使我采取行动，我的行动又会引起对方的愤怒，促使对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此等等。别人出言不逊使我愤怒，我在想像中会将一杯咖啡泼到他的脸上，他可能会打我一个耳光，而我又该怎么做?这类关于过程的想像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冷静下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想像中的场面会不会出现，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将我们本能的反应付诸行动。愤怒的想像来自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意图。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将这种想像付诸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主动撤退，独自化解受到的伤害和由此产生的愤怒。<br> 通常，建设性化解冲突的做法并不是人们的首选，尽管达成和解与妥协对双方都有好处。人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报复，用身体或语言的敌对行动去伤害对方。不过这种报复也可能采取较为体面的方式，即被动攻击的方式。例如，对对方采取不予理睬、不屑一顾的态度。被动攻击一般说来比主动攻击要温和一些，往往不被看做是一种攻击。但我认为，它实际上比主动攻击更为阴险，因为后者是公开的、易于察觉的，因而容易对付。<br> 在轻微生气时，人们比较容易排遣自己的不快，从而避免摩擦、冲突或心情压抑。一种情感只要和激动和紧张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就会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当它引起的激动使人内心痛苦时更是如此。生气和发怒不但使人痛苦，而且也能使人感到轻松，或部分感到轻松。一般来说，生气是身体的体验，甚至完全是身体的体验。有些人在生气和发怒时突然会感到头疼，或呼吸困难，或浑身发痒，或身体痉挛。<br> 经常以非建设性方式处理生气的人，在发怒时往往会肌肉痉挛，别人可以看到他们牙关紧咬，两唇紧闭，整张脸看上去有些变形。这些人生气时的表情同嫉妒有点相似，因此，嫉妒有时也可以称为“嫉妒恨”。<br> 避免生气和生气引起的情绪激动是可能的，这时，身体会将未经处理的怒气强压下去，并且产生一种自我怜悯的心情，以放松和麻木自己的身体。这有时是非常有害的。比如，有的人通过酗酒来“浇灭”自己的怒气，用酒精麻醉自己。此外，还有人采取害处较小的办法——忘掉烦恼——来排遣自己的怒气：或蒙头大睡，或长时间运动，或给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br> 压制怒气的另外一种方式与被动攻击有些相似，那就是自我解嘲。有些人试图采取超脱的立场，生气时会对自己说“我不同你生气”，并表现出不屑于争吵的态度。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不生气，他们只不过把怒气藏在内心罢了。<br> 我们将愤怒发泄出来，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可以说，我们的期待相当广泛。使我们生气的人应当明白，他的行为对我们造成了损害，必须加以改变，向我们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并弥补我们的损失。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人都按照我们的想像和规则行事，我们就不会生气，也找不到生气的理由。<br> 生气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向使我们生气的人表明，在同对方的关系中，我们所理解的相互尊重原则遭到了破坏，而这一原则必须立即得到恢复。假如这样的生气表达被对方所接受，我们与对方的关系就会得到建设性的恢复和改善。然而，愤怒表达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力量的展示和权力的要求。它的潜台词是：“我就是事物的尺度，所有人都必须适应我的尺度，按照我的标准行事，否则我就要发怒。”接下来的意思是：“或者你像我一样行事，或者惹我发怒。”一旦这种方式的愤怒表达被拒绝，愤怒就会升级，并且传染给对方，从而引发更大的愤怒。因此，我们说，由发怒而引起的冲突是一场“权力斗争”，既有攻击的一方，也有受害的一方。冲突双方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攻击者还是受害者。由于愤怒的升级，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信任彻底丧失，直至再也无法和平相处。这时候，生气和发怒的目的——改变这种关系中的不正常状况——再也无法实现，而生气便成了每一方自己的事情了。 <br> 不仅西古什，而且当代许多学者也对人的“非人化”或“物化”，即“工具化”、“标准化”、“纪律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弗洛姆。在1943年至1964年的著作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论述，并提出了恋尸癖和好尸癖的概念。恋尸癖和好尸癖，原本是医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精神疾病，一种性变态。患有恋尸癖和好尸癖的人对已经死去的人有一种<br> 病态的留恋，执意同他(或她)的尸体生活在一起，与它进行性交。不过，弗洛姆将这一概念从原有的语境中抽出来，用以形容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在他看来，有恋尸癖的人厌恶生命，仇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相反，却对死亡和失去生命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和爱恋。他们生活在过去和对过去的怀念之中，喜欢黑暗和坟墓、疾病、腐朽和肮脏。正因为如此，他们崇尚暴力，试图用暴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特别是人的生命，因为，暴力归根结底是一种摧毁欲，一种戕害生命的力量。<br> “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生长和变化，但恋尸癖者却对所有正在生长的事物怀有仇恨，他们致力于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变成死的‘物’(这让人联想到西古什所分析的‘物化’概念)，把情感、思想、理想都视为可憎的。”这类人恐惧生命，因为，有生命的事物是难以控制、无法支配、不可预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主宰欲和毁灭欲，他们于是想扼杀一切<br> 正在生长、变化的东西，为的是让世界静止下来，变得一片死寂。而在有生命的事物中，人是最复杂、最完美的造物，人的生命是最值得珍视的。弗洛姆认为，与上述倾向相对立的是“生的价值取向”，即热爱生命、保护生命、维护生命权利的愿望和意志。这一倾向应当说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反对死亡、暴力和战争，争取和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努力，便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br> 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物欲和私利的驱使下，都变得极其冷漠和自私，人与人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彼此的关系像狼一样。相互同情、互相帮助的道德风尚不复存在，传统的生活价值早已解体。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惟功利原则也导致“理性”的异化和工具化：人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把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利益视为惟一的衡量尺度。为了获取利益可以无视道德，无视他人的权利和生存需要。不仅在国际政治而且在人际关系中，以强凌弱、弱肉强食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意、冲突、伤害甚至杀戮愈来愈频繁、加剧。应当说，当今世界日益明显并蔓延的暴力的根源恰恰在于此。<br>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暴力进行探讨时，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问题：暴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弗洛姆的论述显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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