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向真理
科学思维:以几何学为例
一个人要发现人类所独有的创造性,就必须要有伟大的精神。在平庸的人看来,人与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在几何学上,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与生性敏感的人,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从几何学的角度看,这种本质上的区别似乎脱离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人们缺乏良好的思维习惯,很少思考这些问题。其实只要稍加思索,就能理解这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常识性原则,否则,就一定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
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人们并不需要刻意锻炼,只要稍加用心,就可获得这种能力。获得这些能力的前提是必须有良好的洞察力,因为,很多现象非常微妙,不仔细观察,很容易遗漏,错误也会随之产生。因此必须用异常深刻的洞察力观察这些日常现象,然后用正确的思维方式进行推理,这才是判断事物的正确方法。缺少良好的观察力,或是没有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最后得到的结论就往往是错误的。
几何学家都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因为他们不会由已知的原则作出错误的推理。感觉敏锐的人,如果能把观察力运用到自己不熟悉的几何学原则上去,也能成为几何学家。
某些生性敏感的人成不了几何学家,在于他们没能从几何学原则的角度来看问题。某些几何学家之所以不敏锐,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用几何学简洁的原则来看待一切事物,只有在掌握了几何学原则之后,他们才能进行推论。所以他们在面对新鲜事物时不知所措。这些新鲜事物的原则不是这样得来的,这些几何原则是不可见的,它强调的是理性而不是感性。没有亲身感受的人,要让别人对他们的推断有所共鸣,是难如登天的。这类事物纷繁复杂,必须有良好的洞察力才能感受,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这种感受,作出正确合理的判断。但这种感受却无法用几何学的原理证明,因为获得这些原则的方式和几何学是不同的。假如这样做的话,理论就会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论证。我们有时不是根据推理,而是依靠第一印象来判断事物。所以很少有几何学家是敏锐的。几何学家常用几何学的思方法来判断事物,通常先从定义出发,然后以推理论证,而这根本就不是探求这类知识的方法,所以常常弄出一些荒唐的笑话来。如阻击战斗中的萨宾妇女在潜意识里推论。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良好的直观感觉,所以这种推论方式是超乎想象的。
直观感觉习惯于凭第一印象下结论。当人们要对费解的现象作出判断,并要求解答时,他们就举步维艰了。因为研究这些现象,要用到许多枯燥乏味的定义和原理,而错误的直观感觉,永远不能使他们成为观察力敏锐的人,最终也不能成为几何学家。那些几何学家虽然具有正确的直观感觉,在遇到新鲜事物时,却需要我们用定义和原理向他们解释,否则他们就会认为荒唐至极。他们认为,只有依据原理说得清楚的事物才是正确的。
有些神经质的人,无法自由地思考,也不认真考虑辩证思维的本质,所以对这种辩证的思想一无所知。要获得正确的结论,有多种方法。有的人能依据很少的原则得出结论,这是正确运用意识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人能通过许多事物的表象得出结论。例如,人们对水的作用认识很深,而对于水的性质却知之甚少。不经过缜密的探索是认识不到事物本质的。
几何学包含了大量原则,而思维的一种极端可能是这样:对符合普遍规律的事物熟视无睹,却一心一意地钻进牛角尖。因此形成了两种思维:一种是缜密的思维,它能够敏锐、深刻地钻研很多原理;另一种是几何学式的思维,它能够思路清晰地理解大量原则。前者体现的是思维的深刻性,后者体现的则是思维的广博性。俗话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的思维方式只能偏重其中一种,要么是严密的,要么是广博的,二者不可能兼得。
习惯了凭感觉进行判断的人,常常不在乎推理。他们不习惯理性思维,想一眼就看透事物。反之,习惯了依据原理进行推论的人,对感性的东西也毫不理解,他们总是埋头思考却少有发现。那些在毫无标准的情况下就作判断的人,就同没有戴表的人一样,缺少判断的准则。
感觉属于判断和科学属于精神意识是一样的。敏感性是构成判断能力的一部分,几何学则是构成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由相互的交往形成感情,也常在交往中破坏着感情。正确的交往有利于感情的培养,不良的交往则使之破坏,因此最重要的是善于培养。假如我们对感情麻木不仁,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作选择了。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能摆脱这个循环的人就是幸福的。
一个人要发现人类所独有的创造性,就必须要有伟大的精神。在平庸的人看来,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
当我们想指出别人所犯的错误时,我们就必须弄清他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必须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同时也要指出他在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只有分清了是非功过,对他的评价才是公正合理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们不会自责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况且也没人会故意犯错误。感官知觉总是正确的。人们通常相信亲身见闻,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吧!
情感与语言:准则在于诚恳
如果一位漂亮的姑娘身上堆砌的珠宝多得让她走路都气喘,我们会觉得好笑,但有不少村民会把她当成女王。我们鉴赏诗歌时也不比这些村民高明多少。
对基督徒的修行而言,娱乐活动都是危险的。在一切娱乐活动中,教徒认为戏剧最为可怕。它表现出来的感情是那么自然、微妙,在我们内心激起共鸣并得以融合升华。特别是爱情,人们将它表现得越纯洁越真挚,这种共鸣就越强烈。它的激情迎合了我们的自爱之心,让我们产生了移情入境的体验。我们根据自己在戏里所受的感染,来塑造自己的心灵,以期拥有那种纯洁的灵魂。
走出剧院,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充盈着内心,我们就更是深信自己的纯洁和高尚,并且幻想在生活中也会碰到那样美好的快乐时光,情愿为此作出牺牲。另一方面人们也爱看悲剧,尤其爱看克莱奥布林的爱情剧。她并不了解自己的爱情,如果她的爱情与感觉之间没有矛盾冲突,那就没有悲剧的趣味了。
雄辩不是靠权威而是靠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说服人。
要使别人相信我们所说的,就要尽力在听众和我们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一方面要了解听众的知识层次和心理,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具备清晰的思路与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人的心理,以便掌握好演讲的分寸。我们还要从听众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的内心感受来检验讲稿表达的含义是否准确,看看二者之间是否协调,能否打动听众。在具体事例的引用上,我们要尽可能地列举恰当的、常见的事例。听众很反感夸夸其谈,只有实事求是,恰到好处地紧扣题目才能感动听众。
雄辩必须使人心悦诚服,而使人心悦诚服的说法,本身又必须真实。雄辩是对思想的图解,那些画完之后又添几笔的人,就是随意而不是认真了。
河流能把人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它是自身在运动着的道路。当人们不理解事物的真相时,最好能有一种共同的错误观念把人们的意识统一起来。例如,过去的人们把季节的变化、疾病的流行都归罪于月亮。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无法解释的事物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艾比克泰德、蒙田和图尔吉的萨罗门的写作方式,是最平易近人、最富哲理性的,而且书中的思想都产生于日常生活,所以令人回味。正像我们谈到错误时常说:“图尔吉的萨罗门说过,当我们不理解事物的真相时,哪怕是共同的错误看法也比胡乱猜测好。”
我们写作时要注意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要安排好主次关系,文章中到处是重点也就等于没有重点,人们看了就会不知所云。所以说,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在概括与详略这两方面下工夫。诚然如此,若不加以区别,再好的方法也是无益的。
若不是为了工作,我们不会轻易休息。我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休息,因为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更好地工作。并不是所有疲倦的人都能得到适时的休息,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工作中疲惫的。邪恶总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我们时常因此痛苦不堪。
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一个真理,它们各不相同,我们却要人为地使它们彼此包容,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为每一件事物的真理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相互之间是不可代替的。
但愿人们不要这样认为:由于我换了一种更全面的方式看事物,事物的本质就变成新的了。这就像我们打网球,双方打的只是同一个球,但总有一个人打得更好些。
同样的思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意义始终是一样的。我用前人创造的文字,以另一种写法可以构成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字组合成不同的句子,不同的句子组合起来便产生了不同的意义。雕琢字句讲求对仗的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正确讲述一个问题,而只是在玩一种形式上的花样。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些作家一谈到自己的著作,就夸夸其谈。其情形就如同小市民在街头买了个亭子间,然后就总是满口“在我家里”一样。鉴于他们的书中别人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的还多,他们最好还是应该公正地说“我们的书”!
当我们试图修改文章中重复的字时,却发现字字珠玑,也只能作罢。在这一点上,我们由于无知而不了解用字重复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即使这没有什么普遍规律可循。同一个词,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词语从语境中升华而获得它的价值,而不是词义本身的价值。我们一眼就看清的东西,它是浑然天成的,没有人工雕凿的痕迹。由此可见,我们要求句子的对仗只是在广度方面努力,而不是在深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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