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威尔逊一样，埃伦费尔德也准备承认，保护人的利益是保护环境的一个有用理由。他相信，“对任何一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存来说，适当的自利都是必要的。”但是，埃伦费尔德认为，被技术吹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已“变得丑陋而危险。人道主义……现在必须要反对它的过分膨胀。”这就是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功能的文化创造的道德之所以有必要的原因。埃伦费尔德接过几个世纪来英美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火炬并宣称：“一个物种在大自然中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赋予j，它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怀疑的权利。”他强调指出，这一伦理命令绝不是建立在物种对人的有用性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强调这种有用性正是那种以经济理由为基础的“资源”保护运动的失败之处。埃伦费尔德所需要的，是承认“非资源”物种——包括那些对人毫无用处、甚或对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毫无影响的物种——的权利。关于把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保护物种的理由，利奥波德已多所阐发，但是埃伦费尔德认为他比利奥波德走得更远。他提出的是这样一种大地伦理，这种伦理甚至把生物共同体中的这样一些成员——它们的消失不太可能影响大地共同体的正常运行——也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埃伦费尔德把费氏马先蒿当作这类成员的一个例子：“它是金鱼草种中的一个小成员，它也许从来都不是作为缅因州的森林的一个构成者而存在的。”埃伦费尔德认为，从道德上尊重这个物种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是“尊重存在的价值观”，一种“因为它存在就尊重它”的生态学态度。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埃伦费尔德援引了英国医生伯兰特·笛克逊（Bernard Dixon）讨论天花病毒的一篇文章。他指出，这种曾经是人类的灾难的病毒，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消除得如此有效，以致它只能作为3个研究实验室细心看护的标本存在下来。种牛痘疫苗计划已使这种病菌从它惟一的天然栖息地——人体——中消失。笛克逊指出，“人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控制且完全彻底地消除一种特殊形式的生命，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在想，是否存在着“某种理由，使得环境保护主义者能够介入并呼吁停止这种消除？”笛克逊和埃伦费尔德都相信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理由，但他们的根据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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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着意区分并命名了两种看似想像实则完全不同的生态保护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和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面对残酷对待野生动物这个事实，两种生态观都认为 是错误的；第一种生态观认为这样做有害于人类；第二种生态观则认为人们有权享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为保护大自然是正确的，滥用大自然是错误的。而第二种生态观则从动物、植物的角度出发，认为大自然拥有内在保监会，生态系统本身拥有存大的权利，因而人类没有理由和资格滥用自然。
循着这两种生态观历史演绎的线索，尤其是生态中心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作者梳理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认定以确立“大自然也具有天赋权利”为特征的当代传诵一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最新发展和逻辑延伸。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