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诺姆·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和简·雅各布相同。
    [编辑本段]生平
    米歇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乡村家庭，其父保罗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原名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他一开始的成绩中上，但当他进入耶稣会办的一个中学后，他的成绩十分优秀。在这段时间里，普瓦捷属于维希法国，后来被德国占领。战后，福柯进入了有名的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法国传统的通向学术生涯的门户。
    福柯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法国对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兴趣越来越强，福柯的教授之一，让·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和德国哲学的专家。梅洛·庞蒂当时也在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他对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课程在包括福柯在内的一部分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在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后期，他与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之一，乔治·康奎荷姆，建立了关系。
    福柯在高等师范学校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他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等思想家接触。
    最后福柯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其他许多师范大学学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间是法国共产党员。他是被他的教师阿尔都塞介绍进去的。与其他许多人相同，他因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情况退出了共产党。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
    1950年福柯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师范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法国。他的一个教师和朋友乔治·杜梅泽尔为他找到了一个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职位，从1954年到1970年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在波兰华沙和在德国汉堡大学充当文化代表。此后他到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教哲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丹尼尔·德菲。只要他在法国，他后来就一直与德菲生活在一个非单配性的关系中。
    当德菲的军事生涯将他指派到突尼斯后，福柯跟着德菲来到突尼斯大学。在那里，他参与了1968年的学潮。他受这场学潮的影响很深。鉴于1968年的经验，法国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实验性的梵森大学（Paris VIII-Vincennes） ，福柯成为其哲学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激进的结果迫使法国教育部撤回了许多这个系的任命。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他的政治活动更加加强了，他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为被关押人员提供声明他们的要求的路径。
    福柯后来在美国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学，后来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福柯在旧金山的同性恋社群中，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动使他染上了爱滋病，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病。1984年福柯在逝世于巴黎，一开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员否认他死于艾滋病。

    我们可以说，在柏拉图那里，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大致是通过三种方式确立起来的。或者，让我们回到我随后要对你们说的内容上，在柏拉图那里，认识自己是“关心你自己”的普遍的和根本的律令的一个方面、一个要素、一个形式——毫无疑问是主要的，但只是一种形式。新柏拉图主义颠覆了这一关系。但是，反过来，在柏拉图那里，泻药与政治不是相互区分开来的。相反，泻药与政治属于同一个方法。这有三种方式。因为人通过关心自己（这是我刚才对你们说的），会使自己能够关心其他人。可以说，在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存在一种目的关系。我关心自己是为了能够关心其他人。我将让自己服下新柏拉图主义者说的“泻药”（katharsis），我将用这种泻药方式，以便能够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政治主体是指：知道什么是政治的人，能够统治的人。第一个关系是目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一种相互性关系。因为如果通过关心我自己，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用泻药来净化自己，那么我就会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我所治理的城邦做了善事。如果通过关心我自己，我向我的同胞们确保了他们的获救、财产和城邦的胜利，那么反过来，我也会从我所确保的大家的财产、城邦的获救、胜利中受益，因为我属于这个城邦的共同体。在拯救城邦中，关心自己获得了补偿和保证。人也就拯救了他自己，因为城邦得救了，因为人通过关心自己而让城邦得救了。这种循环明显地出现在《理想国》的整个结构中。最后是第三个关系，在目的关系与相互性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主要蕴涵关系。因为灵魂是通过关心自己、实行“净化自身”（这不是柏拉图的用语，而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术语）才同时发现自己是什么和自己知道什么，或者说：它一直知道的东西。而且它还同时发现了它的存在与它的知识。它发现了它是什么，以及它发现了它在回忆中所沉思的东西。它因此能够在这种回忆活动中直达对真理的沉思，从而重新公正地确立城邦的秩序。由此看来，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三种联系、承载新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泻药和政治的方式：即政治技术中的目的关系（我必须关心我自己以便恰当地了解让我可以关心其他人的政治技术），城邦形式中的相互性关系（因为我通过拯救自己而拯救了城邦，而且，我通过拯救了城邦而拯救了我自己），第三是回忆形式中的蕴涵关系。这就是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的大致关系，这就是在柏拉图那里所确立的关系，而且牢固的难以解开。
    不过，如果我们现在置身于我确定的时代（也即公元1—2世纪）里，那么这种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看着自己慢慢摆脱束缚（以及修身的技术和被柏拉图认为是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作为一种自足的目的，而关心其他人则非终极目的和可以让人强调关心自己的指引，这也许是修身实践历史上和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第一，人所关心的自己不再是众要素之一，或者，如果它看上去是众要素之一，那么你们将会看到这——点，也即在一套推理或特殊的认识形式之后。人所关心的这个自己不再是一个铰链。它不再是一个驿站。它不再
    是一个转向其他事物（城邦或者其他人）的要素。自身是关心自己的确切的和唯一的目标。因此，这种活动，这种关心自己的实践，决不能被认为纯粹是为关心其他人做准备的。这是一种只
    以自身为中心的活动，而且只在自身中，也即在修身活动中达到自身圆满的活动。人是为了自身而关心自身，而且，这种关心只有在关心自己中才达到对自身的奖惩。可以说，在被称之为关心自己的实践中，既有把自身抽象化（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为关心的对象，又有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一言以蔽之，在柏拉图那里，关心自己显然是向有关城邦、他人、“政治”（politeia）和公正（dikaiosunê）等问题开放的，它是自身封闭的（至少在我所说的公元1&2世纪里初看上去是如此）。以上就是现在必须详细分析的现象的一般曲线，因为我向你们说的一切既是真的，也是假的。我们认为这在某个层面上，从某个角度来看，并有所跳跃后才可能是真的。总之，我认为摆脱被新柏拉图主义者一再说成是泻药的东西（相对于他们所说的政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之所以是重要的现象，有两个或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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