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学问世袭化在这时候虽可保存一线学脉，而其流弊却将学问据为少数贵族所有。在平安朝初期，“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惟才是贵，朝为厮养，夕登公卿，而况区区生徒，何拘门资”?而到了平安朝末期，由于一方面在外遣唐使的废止，在内藤原氏贵族的权势日增，再加以学问的世袭化，结果正如《类聚符宣抄》所云：“宽平以后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又《朝野群载》卷一三、长保四年（1002）五月二十七日附大江匡衡所作奏文，可见这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右伏检故实，菅原大江两氏建立文章院，分别东西曹司，为其门徒习儒学，著氏姓者济济于今不绝。因斯此两家之传门业，不论才不才，不拘年齿。菅原为纪以七年应举，其时有高岳相如、贺茂保胤者，虽富才不争。大江定基以五代当仁，其时有田中齐名弓削以言者，虽工文不竞，然则累代者见重，起家者见轻明矣。
平安朝末期儒学的衰颓，和世袭的学问制度有很大关系。降至保延元年（1135），大学寮“黉舍颓弊，鞠为茂草蘋蘩蕴藻之奠，有烦于备其供；缙绅青襟之徒，无处于容其身”。再降
至仁平三年（1153）以后“正厅颠倒，无其栋梁，仍近来以明经道屋为正厅”。大学寮的盛衰，标志着以儒教思想为基调的律令政治的盛衰。平安朝末期虽释奠仍存，证明儒教还未绝灭，但律令政治却已显呈动摇无力的景象。佛教思想的新宗派，尤其是净土与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向，而儒教之一线不绝相延，也即由于这新宗派——禅宗的输入，给儒教做了掩护，因而又带来了日本儒教之崭新的黎明时代。镰仓、南北朝、足利时代的宋学之传播，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此诗说者谓可见南学的精神。宣义逝世不久，宣直果为本：山梅庆所灭。宜义之子求马时在魔城，城陷力战而死。《南学传》称之曰：
宣义父子之死，忠孝兼成一家之风，亶千古之赤心，不负所学者也。
忍性、如渊、信西三人皆僧徒，称南学三叟。忍性初称忍藏主，居土佐五台山的吸江寺，天资敏悟，能讲经书。如渊又号信西堂，为吉良宣义之甥，尝游京师妙心寺，后归乡师事梅
轩，涉览儒书，寓于吉良亲实之邸。盖如渊为亲实的异父兄，常好静坐，作内省工夫，训学生曰：
静观本心之灵明，夜气之湛深，以植应事接物之根本。
其说颇接近王阳明，吉良亲实信从如渊之说，与同志大歧川玄蕃、一官飞驿等谋，聚有气概者数十人，建校舍，设课程，以如渊、忍性为师，读书讲武，土人云集。天正十六年（1588）
亲实遇谗死，玄蕃、飞驿等伏诛，不久如渊也被杀，忍性蒙冤而死。其辞世之辞云：
五蕴聚散处，人间作古今。不生还何灭，洞然常法心。
不失禅僧本色。于是梅轩之学派不绝如线。惟同门有天室叟独存。天室与惺窝罗山为同时人，在庆长永和之际，诱掖书生，砥砺经义，学者多出其门。其中翘楚为谷时中，传梅轩以来的新义，为南学之祖。后宽永、正德时，如小仓三省、野中兼山、山崎暗斋诸儒辈出，南学流布勃兴于东西各处，这是后话。
总而言之，吉野室町时代的儒学，其初为五山禅僧所独占，禅学与宋学合流。其后乃由五山儒学分为公卿博士、萨南、海南等三学派。室町时代末，宋学思想渐占统治地位，尤其当时勃兴之地方大名如大内氏、岛津氏、菊池氏，均受儒教的影响，积极地以儒教为其领内封建统治之理论基础。因此儒教乃相当普及，地域的弘布也逐渐广阔，这已经是为江户时代之儒学全盛时代，建立了有利条件，而且是为这而铺平道路了。
由此可见日本宋学并不单纯受中国思想的影响，是有它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即就所受中国各派哲学的影响来说，也只有通过日本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日本封建社会的阶级分化，才可看出其所起的不同影响。日本宋学并不以朱子学为独尊，也如中国一样，朱子学之外尚有陆王学派，有浙学派。德川三百年的宋学的发展，虽在统治阶级方面，严禁异学，以《论》、《孟》、《学》、《庸》的《四书集注》为士人的精神教育，但在民间方面却相反地发展了与朱子学对立的古学派与阳明学派。他们尽管是不当权派，甚至于被压迫和被放逐，却无疑乎在学术思想方面曾经开辟了新的一代，而给日本文化放出更多的光彩。历史上的德川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实际也就代表了宋学三分派之发展的时期，即：
第一时期，家康——吉宗（1603；庆长八年——1735；享保二十年）——朱子学时代；
第二时期，吉宗——家治（1736；元文元年——1788；天明八年）——古学时代；
第三时期，家齐——庆喜（1789；宽政元年——1868；明治元年）——阳明学时代。
当然在第三时期以阳明学为主导思想之外，我们也不要忘却了朱子学派中之“水户学”，与从古学转变而来之“考证学派”，至如“折衷学派”则为徂徕学与朱子学的混合物，实际即
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而归结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水户学源出朱舜水，朱舜水甚敬王阳明，其高曾坟与阳明茔比邻，自云：“王文成为仆里人，然灯相熠，鸣鸡相闻”；其学标榜朱子，实际与阳明学派亦不相冲突。明治维新时所谓“草莽志士”，有出手阳明学的，也有出于水户学的。观于会泽正志斋的《新论》为维新时代的经典，也为吉田松阴狱中的读物，可以想见。总之，在第三时期，私学与官学对立，在封建社会的瓦解过程中，阳明学是有进步意义的支配时代的代表思想。阳明学之外尚有独立学派如安藤昌益之著《自然真营道》与《统道真传》，山片蟠桃之著《梦之代》，三浦梅园之著《梅园三语》，司马江汉之著《天地理谭》、《春波楼笔记》，他们思想虽尚未完全摆脱宋学所用的术语，但因受“兰学”的影响，均极接近于唯物主义，这是后话，这里只表过不提。现在所应特别提出使人注意的，就是日本宋学的时代是完全过去了。现代所谓朱子学已完全是反动封建思想的大本营，把水户学的大义名分论与尊皇精神为骨干来提倡帝国主义日本，和从朱子学中特别表扬山崎暗斋学统的国体思想，认为儒道即神道、皇国即神国。这一对荒谬的说法，已经脱出学术研究范围，而且把垂加神道代替了朱子学了。即因现代日本儒教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之一流派，所以我们在讲日本的朱子学派时，不能不先严格分别在朱子派中当时可称为进步思想的成分与后来成为反动法西斯思想根源的成分。朱子学的进步作用，在日本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追溯它的起源、历史和派别，则不能不抱一种科学的客观态度来加以分析和批判。
京师朱子学派
藤原惺窝 日本朱子学的展开是从藤原惺窝（1561—1615；元和元年——永禄四年）开始，惺窝名肃，字敛夫，号惺窝，又号紫立于，播磨人。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云：
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几百五十人。又注云：
时海内丧乱，日寻干戈，文教扫地，而惺窝独唱道学之说。先是讲宋学者，以僧元惠为始，而其学不振。自惺窝专奉朱说，林罗山、那波活所皆出其门，于是乎朱学大兴。物茂卿日：“昔在邃古，吾东方之国，泯泯乎罔知觉，有王仁氏而后民始识学，有黄备氏而后经艺始传，有菅原氏而后文史可诵，有惺窝而后人人知称天语圣。四君子者虽世尸祝乎学宫可也”。
案物茂卿即荻生徂徕，此《与都三近书》中语，载《徂徕集》卷廿八，又见《先哲丛谈》藤原惺窝条。黄备氏即吉备真备。巨正纯、巨正德撰《本朝儒宗传》论及此云：
自应神仁德儒教遍布天下，政纲大行，一千五百年暨足利家，儒教尽亡，天下皆为野狐精，偶看佛经者禅僧，而假文字不贵经理，使于异邦，司于邻好，亦为禅僧职，于是仁孝之政息，忠信之民荒，而兵戈无定，臣弑君，子夺父，本朝坏乱，极于此时矣。膺星聚奎之运，惺窝先生中兴此道，门弟益进，施学诸州，上下始识有道。……嗟大哉！敛夫之功，其功不在王仁、南渊、吉备、善公、江帅之下。
这就是说，惺窝的最大贡献，在摆脱禅学的束缚，使儒学走向独立的路上去。儒学已不是训诂章句的旧套，而是向着伦理方面的转化；儒学不是什么禅僧倡导的缁流文学，而是万人所依据的道学；就这一点惺窝遂成为日本近世儒学史上的开山人物。据他自述也说：
日本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传汉儒之学，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来不能改其旧习之弊。却是汉儒非宋儒，实可悯笑。……余自幼无师，独读书自谓汉唐儒者，不过记诵词章之间，说注释、音训标题事迹耳。决无圣学诚实之见识矣。……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绪哉！
但他也不绝对排斥汉唐之学。他说：“宋儒之高明，诚吾道之日月也。汉唐训诂之儒，仅释一二句，费百千万言，然浅近如此”。又云：“汉唐训诂之学，亦不可不一涉猎者也，其器
物名数典刑，虽曰程朱，依焉而不改者伙矣，让矣而不注者数矣。所谓《十三经疏》云者，鱼亦所欲也耶?”他对先儒训解的工作，是取宽大接受的态度的。惺窝早年削发为僧，名宗葬，号妙寿院，后悟其非，遂归于儒，当他和五山僧徒同赋诗于相国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思想改变，也正在此时。万历十八年（1590；天正十八年）山前荷蒉《柴立子说赠葬上人》自称“子释氏之流，而我圣人之徒”，又以立志与自立劝勉惺窝。这大概就是使惺窝离佛教就儒教之一诱因。
惺窝弟子林罗山作《惺窝先生行状》中云：
先生以为，我之从事于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外哉！既绝人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
又《惺窝问答》中云：
先生日：“当世天下困穷，人民罢敝，盖由游手者众多也，食粟之家有余，力农之夫不足。所谓长安百货皆贵，盖此故也”。……余（罗山）以为游手者十，而为浮屠者五六。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