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立无神宗教是儒学不能胜任革命道德建设的需要而作出的选择。在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虽然偶尔也借用儒家道德宣传革命思想,但从总体上说,与他当时的抑儒扬佛思想相一致,他更强调佛学思想对革命道德的建设作用。他认为,近代中国,“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且学说日新,智慧增长,“而主张竞争者,流人害为正法论;主张功利者,流入害为正道论。恶慧既深,道德日败。矫弊者,乃憬然于宗教之不可泯绝。”在此条件下,章太炎比较宗教各派各宗后认为,“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污俗”,而儒家的“《春秋》遗训”、“颜、戴绪言”,也只有以大乘佛教为纲,“才足以相辅”。①
在《建立宗教论》中,章太炎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今之世,非周、秦、汉、魏之世也,彼时纯朴未分,则虽以孔、老常言,亦足化民成俗。今则不然,六道轮回、地狱变相之说,犹不足以取济。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总之,佛教是陶铸革命道德的灵丹妙药,其作用非儒学所能比拟;“作民德者,舍此无他术也”②。
为什么孔教③不能胜任增进民德的任务呢?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他对此专门作了说明:“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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