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崖墨翰》无疑是一件研究傅山生平与艺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傅山在满族入主中原最初十余年中的生活极有帮助。由于傅山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手卷中的信又都是写给当时正在清政府中任职的一位汉族官员的，因此这件作品也是研究明遗民和清政府中汉族官僚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傅山的书法来说，这一手卷中的第一札和最后一札的时间跨度近十年，两札的书风也有了相当大的差异，这可以使我们对傅山书风在清初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由于本篇并非以傅山书法为题，故不在此详述。
《丹崖墨翰》中的信札都未写明写信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其内容来判断它们大致的年代。在第一札中，傅山提道：“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甲申后，傅山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开始可能还有一些旅资，而后则多靠友人接济。这样推算的活，第一札大约写于1647至1648年之间。
可以大致判断这件手卷中较早的信札书写年代的另一事件是傅眉的婚事。在第四札中，傅山写道：“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傅眉的妻子是平定人，信中所指当为傅山的母亲为准备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戊子冬，大同总兵姜瓖兵变，太原县城戒严大概也由于这次兵变所致。因此，傅山的母亲为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的时间可能在戊子末，或己丑初(1649)。在第八札中傅山又写道：
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儿辈或当先往，若及台下在彼，尚欲一烦庇护耳，以婚姻皆在彼方矣。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傅山的母亲前往平定后，傅眉、傅仁(傅仁是傅山的哥哥傅庚的儿子，傅庚去世后，傅仁由傅山抚养)也去了平定。然后，傅山也前往平定参加傅眉的婚礼。从《霜红龛集》的一些诗文来看，己丑秋傅山和傅仁都在平定州。傅山很可能是在傅眉的婚事后，又在平定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傅眉的婚事应在己丑年(1649)二月二十六日。康熙乙卯(1675)，傅眉的妻子朱氏病逝。傅眉在纪念朱氏的铭文中写道：“二月二十六，其归我之年月日。”“二月”前脱指明年份的二字，可能为“己丑”。甲午“朱衣道人案”时，傅眉受牵连入狱受审，供词中提到，自婚后即和父亲分开住，丁亥年就已分开，至今已七年。己丑至甲午(1654)，算头算尾的话，共为六年。傅眉的供词，可能略有夸大。傅眉的妻子生于丁丑(1637)，以丁
亥嫁傅眉的话，仅十一岁，似太早。
不过，在1667年赠魏一鳌的行草书十二条屏中，傅山却提到，魏一鳌在“己丑、庚寅间……以闲散官游晋”。傅山此处所记，应是魏一鳌由山西省布政司的低级僚佐军升为山西省布政司经历的时间。至于魏一鳌开始到山西任官的时间，则早于己丑。这在正文已有说明。所以，傅山写给魏一鳌的最初几通信札早于己丑，是完全可能的。
魏一鳌将傅山写给他的十八通信札装裱成手卷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1663年。因魏裔介在所题的引首上钤了一方印文为“宫保大学士”的白文印。魏裔介在康熙二年三月加太子太保，次年十一月(1663年初)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1667年，魏裔介曾专门到魏一鳌家中与其论学，并颜其居为“广居轩”，魏一鳌很可能在此时请魏裔介题引首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魏一鳌多年前就已将这些信札装裱成手卷，然后再请魏裔介题引首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装裱这些信札时，距当年收到这些信札也已相隔多年，所以部分信札的前后次序有颠倒。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九札和第十札的次序。从信的内容来看，第九、第十两札虽写在同一天，但第十札应写在第九札之前。第三札的书写时间应较晚，约在1652年左右，因信中提到孙茂兰西去宁夏一事(孙茂兰任宁夏巡抚在1652年)。此札的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那些稍晚的信札。
《丹崖墨翰》的第十七札大约写于1652年，因傅山在信中请魏一鳌借清政府查荒之际，设法帮他免去忻州老家一些土地税。《清史稿》卷5记载，清政府曾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十一月乙未，免忻州、乐平等州县灾赋。
《丹崖墨翰》的第十八札亦即最后一札的书写时间，笔者订为1657年。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代表友人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所撰文字唐突上谷先贤刘静修一事，正好和美国收藏家路思客先生所藏傅山书《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的内容吻合，书法的风格也相近。河北保定在太原的东北方，傅山在文中又多次提到上谷先贤，是知此乃魏一鳌辞官返保定时傅山的赠别之作。王余佑的《魏海翁传略》告诉我们，魏一鳌是在顺治十三年丙申冬(1657年初)辞官返回保定的。第十七札和第十八札的书写时间相距四年的原因大概由于魏一鳌丁忧居丧三年，其中又发生了“朱衣道人案”，傅魏之间通信较少，一些信札也不便裱入这一手卷所致。
傅山在甲申后，行踪一直未定。学者们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编纂的傅山年谱，在纪录傅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也都比较粗疏。笔者对《丹崖墨翰》书写时间的推测，很可能不够准确。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多的资料，特别是《雪亭先生年谱》，来进一步考订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
《丹崖墨翰》释文：
第一札：
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一臆闵安道，辄汗浃背。有待为烦，腼以待尽，乃复谬辱高谊贲宠侨庵，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闻天地问诸事，有马扁固如此。道人虽戴黄冠，实自少严秉僧律，一切供养，不敢妄贪肉边之菜。权因热灶，岂复无知，忍以土木冒饕檀惠。润溢生死，增长无明。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盟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静活命乞食之优婆夷及一比丘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对使稽首谢德，代手完函，不敢次睨。曾闻之一二石交诵《吊朱蒲城》大章，佩雅无既矣。草草附展宿私，余不敢噪。伏惟台照。不宣。真山稽首。慎！
第二札：
周山人迹，贫道于山兰冰径，殷殷道雅。黄母唐突衙斋，在官长可鸣下交在，方外士终觉有违羯磨耳。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因勒此奉候。尚有道人一友宗生黄玉，其人者亦欲因道人而受教于门下。他日或一趋谒，并求惠赐芝宇。出家人蒙面为人作曹丘，殊为没得倭，然无他秽肠也。且无缘颜面。草兴展不尽。山再稽首。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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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些描述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傅山交往多，应酬多，他的书法也常用于应酬。所以我在上篇讨论了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后，便在下篇转向对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但又从未被学者们认真加以研究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很可能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了许多关于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的艺术收藏家戴廷拭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拭的交往入手，引出并进一步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后，我提出下列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艺术创作的动机?如果能，我们的理解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的呢？我们能不能依据应酬书法的文字内容来理解“心画”呢？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