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水》一诗，释者例以学校明之，其说实肇于汉儒王制。文王有声言镐京辟雍，诗中述文王筑城作丰事，亦于学无预。又上章日：皇王维辟，辟为君无疑。释者例以辟雍为学，皆误于汉儒王制也。
朱子亦以辟雍说学校，罗氏极尊朱子，而其说辟雍，别出新解，亦证其能不拘拘守一先生之言。又卷五“汉儒言礼”条，言：
儒言礼，多不近人情。若夫养老诗述成王养老乞言之礼，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醑。又不然，厚其禄赐，如孟子，欲有谋焉则就之，足矣。今记日：躬亲侍膳，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酌，着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谈，宜乎后世行之惟艰也。
此条四库馆臣讥之为无稽。实则确有见地，罗氏之敢于疑经，宜非寻常拘儒所及矣。卷八“经解”条有日：
六经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诸家经解，前后不一，自断定于晦翁，然后一出于正。后学倘非经指授，则泛滥诸家，其谁适从。是罗氏胆敢疑经，而终奉朱子为依归，诸家异说据以断定。所以虽于经义多所驳难辨正，要自与泛滥横决者不同。又卷六有“阙疑”条，谓：
宋儒释经，高出前古者，以不袭汉晋以来训诂旧脚迹，及溺于谶纬巫怪之说，考其同异，正其讹谬，析之以理。然亦有过处。寥寥千古，焚于秦，杂于汉。所谓六经皆未全之书是也，而必证三代之是，则几于凿。独朱文公尝著阙疑之说。朱文公于《易》有疑，亦谓上无闻于义理之本原，下无资于人事之训戒，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谈玄索怪者矣。
罗氏尚考订而知阙疑，此又其杰出处也。又同卷有“读书致用”条，谓：
学贵知要，不在贪多。用贵适时，不专泥古。然后为善读书。若近时理学诸贤，于心性切切究论，又未免有刍狗事为之弊。倘不经世，与记诵词章均为无补。故书益多，效益寡。
此条主读书贵适时致用，不泥古，不沉溺常滞于同时理学心性之谈，亦见其为学非追逐时尚之类。又同卷有“迂阔”条，谓：
儒本六经言，往往张皇于安平之日。及事至而为之图，必推迹祸原乱本之所在，察其端萌而图之，而舍经行权，又所不屑。故见儒之迂阔，乃大远之谋谟，深长之思虑也。余谓时君世主，仓卒名知务者，闲暇多迂阔。儒者仓卒似迂阔，而闲暇则知务也。
此条持论尤具深识。会读上引三条，约略可知罗氏治学之大要。
其他尚可与此三条之旨相发者。如卷四有“识其大者”条，谓：
昔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非过于矫亢也。又卷一有“孔门多才”条，谓：
胡氏谓伊洛发明，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视汉晋以来儒者有间矣，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义理，其粗究之经济，尝书储才之说。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人有不用，未有无才之时。特无教无孔子，而取之之说又不大 公尔。
此条见罗氏虽不切切究论心性，而于理学大宗旨所在实未忽视。凡本书论学，大致如上引。尚义理则重六经，尚经济则重群史。
故本书多引经述史之言，可谓知以经学史学并重者。
又卷二有“三大处置”条，谓：
汉初病于诸侯强大，至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韩、刘、岳，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偃之说，贾谊发之。
普之说，乌重乱发之。桧之策，范同言之。但偃、普忠谋，桧则奸谋也。
此条可证本书论史，实能于经济义理兼顾并重也。
卷一“史笔”条有云：
叙列人物，传褒之者赞贬之，赞称美者传无载。盖人非尧舜，安能尽美。作史之道当尔，劝惩之意因寓焉。苏兆泉曰：马迁《廉颇传》，不载其议阏与之失，而见于《赵奢传》。《郦食其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而载之《留侯传》。《周勃传》不载其汗出沾背之耻，而载之《王陵传》。《董仲舒传》不载其和亲之疏，而载之《匈奴传》。四臣若功十而过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与善之意也。论苏秦日其智过人，论北宫伯子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日推贤扬善。诸入者，过十而功一，并其一废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惩要不已甚乎？后之读者，宁复识哉！
此条亦见本书论史，时时不忘义理之证。而其言实发前人所未道。
维桢又分道统与治统，谓道统乃治统所在。然其于元代，则与汉唐两宋一例，得为吾国史之正统，所争仅在元太祖之五十年，与世祖灭宋以前之十六年，不得遽奉为正统而已。又以许衡仕元，为道统所在，则诚元儒之见也。孔子《春秋》尊王攘夷，维桢仅取其尊王。攘夷之旨，虽于匈奴、突厥、五代、辽、金微见其意，而于元则绝不辨夷夏。然同时如欧阳玄，亦且认为百年后公论所定。可见在当时，尚不遽奉为公论，尚有主以辽接五代，金接辽，元接金，为中国史之正统，而两宋不得预，此即观于维桢之辨而可知矣。
今按：陶宗仪《辍耕录》谓维桢言终不见用，又《宋元学案补遗》引《吉水县志》，有周闻孙字以立，亦预修宋、辽、金三史，当事皆辽、金故臣子孙，不肯以正统予宋，闻孙具疏争，不报，遂弃职归。是其时学人，尚有南北之分。维桢闻孙皆南人，故心不忘宋。此亦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然维桢既视元为正统，又视为元亦得道统之传，而维桢又亲仕于元，故遂拒明祖之聘，以不强吾所不能为条件，始允一出。宋濂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其临率为《归全堂记》，今其文不收于文集，盖仕于元，亦全其身归于元，较之危素之不能全节，自谓胜之。而明廷开国诸臣，亦内尊其人，自愧不如，故宋濂之诗云云也。
维桢幼年，其父为筑万卷楼铁崖山中，使读书其上。及其老，隐居三吴，屡迁其居。有曰草玄阁，曰藉景轩，曰拄颊楼，曰小蓬台。后止台上不复下，且榜于门，曰：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乐，恕老狂。
当元之末，天下虽乱，而诸儒尚得晏安自娱于山林间，以著述歌咏度日，又得群从影附响集，自谓学统道统所在，则宜乎其忘夷夏之大防，置生民疾苦于不问，而如吴王明祖之召，则避之若浼，惟恐其沾染及之矣。
又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杨维桢传》，谓其徙松江，与钱塘钱维善里人陆居仁相唱和。维善仕元，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两人既殁，知府事林公庆舁其棺与维桢同葬，人目为三高士墓。亦可征一般人在洪武初仍高尚为元不出之风气矣。
又按：清乾隆诏《补正统辨》人《东维子集》有日：是乾隆正为维桢尊元为正统，可为满州人关作护辞，故特旨追补。其实亦犹雍正《大义觉迷录》之用心而已。《东维子集》先刊于明初，故此辨亦不敢不删去也。而乾隆诏旨，尚以维桢应明太祖召预修《元史》而斥其进退无据，谓较之钱谦益尚更鄙倍，则不知明遗民应清廷之召预修《明史》诸人，当时清廷视之，其固为可嘉抑可鄙乎？处鼎革之际，而值夷夏之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士之生于当时，诚难乎其为士矣。余今乃以不明孔子《春秋》攘夷之旨讥维桢，关心民族文化之传与夫国史正统之所寄者，其于此，可不惕然思，而憬然悟乎？后乎维桢，有明指元代不得为中国史之正统者，已著于此立之《正学》等兹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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