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批判》作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一个不太富裕的小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养成了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情操。8岁时他进入本城的一所学校，在那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为其日后的哲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40年，16岁的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746年因家庭经济措据当了9年的家庭教师，1755年完成学业，在其母校哥尼斯堡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除讲授物理学、哲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770年，他由讲师升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一直保持这一职位至退职。18世纪80年代，他曾两次出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终身未娶。1804年2月12日，于故乡去世。 实践理性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居主导和领先的地位。道德高于认识，伦理学高于认识论，行高于知。只有人心中的实践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才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才能成为普遍的必然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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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种能力，从此也就肯定了先验的自由，而且是在这种绝对意义上来说的，即思辨理性在运用因果性概念时需要自由，以便把自己从二律背反中拯救出来，这种二律背反是思辨理性如果要在因果关系的序列中思维无条件者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的，但理性只能把这个无条件者的概念悬拟地、而不是作为不可思维的提出来，并不保证它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为了不至于借口理性至少还必须承认是可思维的那种东西是不可能的，来使理性的本质受到攻击并被推入怀疑论的深渊。
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而一切其他的、作为一些单纯理念在思辨理性中始终没有支撑的概念(上帝和不朽的概念)，现在就与这个概念相联结，同它一起并通过它而得到了持存及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个理念通过道德律而启示出来了。
但自由在思辨理性的一切理念中，也是惟一的这种理念，我们先天地知道其可能性，但却看不透它，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道德律的条件。但上帝和不朽的理念并不是道德律的条件，而只是一个由道德律来规定的意志的必要客体的条件，亦即我们的纯粹理性的单纯实践运用的条件；所以，关于那些理念，我不仅要说对它的现实性，而且就连其可能性，我们也都不能声称是认识和看透了的。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在道德上被规定了的意志运用于先天地被给予它的那个客体(至善)之上的诸条件。这样，它们的可能性就能够和必须在这种实践的关系中被俘定下来，但却不是在理论上认识和看透它们。对于后面这种要求来说，在实践的意图中它们不包含任何内部的不可能性（不包含矛盾)就够了。在这里，于是就有与思辨理性相比较只是主观的认其为真(Fürwahrhalten)的根据，而这根据毕竟对某种同样纯粹的、但却是实践的理性而言是客观有效的，因而就通过自由的概念使上帝和不朽的理念获得了客观的实在性和权限，甚至获得了假定它们的主观必要性(纯粹理性的需要)，而理性却并没有借此在理论的知识中有所扩展，倒只是这种原先不过是问题、而这里成了断言的可能性被给予了，于是，理性的实践运用就和理论运用的诸要素联结起来了。而这种需要绝不是思辨的随便哪个意图的假设性的需要，即如果人们想要在思辨中上升到理性运用的完成就必须假定某种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合规律的假定某物的需要，舍此，我们应当不放松地建立为自己行为举止的意图的东西就不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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