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男，1957年出生，河南省汝州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1979年至1983年，在郑州大学哲学系学习。1983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3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指导导师楼宇烈，毕业论文《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师从张岱年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史。1987年至1988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博士论文《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开拓了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较的新领域，并以不少新的观点，受到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圆满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先后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职务；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州学刊》编辑委员会委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2004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和专题课程，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先秦哲学、道家哲学和魏晋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中日近现代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在日本近代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也有所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新哲学（第6辑）》是对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对比研究、对经济与伦理的和谐的追求、看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等等&hellip；&hellip；把哲学研究、社会制度改革等问题的研究、经济伦理以及文学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通过对《新哲学（第6辑）》的阅读，能让我们从哲学角度来诠释一些文学、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崇物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就像很多人在年轻时都经历的那样，我在青年时代就怀着对人生及时事的苦恼与疑惑，而转向西方哲学寻求解决的方法，于是试着阅读了一翻译本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同时又沉迷于日本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著作，后来由于对禅也产生了兴趣，便去拜访禅僧，学习禅学。再后来又把兴趣转向了对日本近代文学以及和歌、俳句的探索。进入九州大学后，除了听西方哲学、伦理学和日本文学的课之外，我还出席了一些研究会并担负其中的一些日常工作。但即使如此，仍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而解除无端的苦恼。到了大一的第二学期，因为常去旁听从德国留学回国的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授楠本正继先生的课，并深受感动，才决心攻读中国哲学。大学毕业后，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哲学上，尤其是对其中的宋明理学兴趣倍增，于是便埋头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宋明理学中的体认之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正是体认之学才使得东方哲学具有了西方哲学没有的思想特色。于是，我便去试着体验宋明儒学家体验过的生活，并逐渐自觉到：这才是真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研究方法已不在印度和中国，而主要在日本。其实这并不唐突，而是缘于宋明时代精神文化驱使下的日本之传统。古语说“游骑不归”，而我却可以幸运地回归故里了。宋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首诗大概可充分表达我向日本回归的心境了。
　　这里所谓的“回归日本”，其实就是“简素的精神”。而“简素”，并非显示精神内容的语言，而是凸现表现形式的语言。对此，笔者已在拙著《简素的精神》（东京，致知出版社，1998）中作了详细论述，恕不赘言。我曾在书中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各领域作了概述，并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参照系而对日本文化特点进行了简要归纳，进而揭示出其中具有的世界性价值。如果可以把这种研究称作“反思那么相对于西方的“制物”文化，日本文化就是一种“崇物”文化。在我看来，“祟物”是贯穿于“日本思考”的终极理念；“崇物”二字是神人代代相传的真正秘诀。因此，凡有志于学问的日本人，都必须立足于“崇物”，并正身兀坐以培养根本。本文便试图从日语语法的特色人手而展开讨论。
　　一、特殊性与普遍性
　　我在年轻时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给给印度圣人的书简集《托尔斯泰与东方》(Tolstol and Orient)，记得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一个有历史的民族，其文化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应该把它与别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来谈其价值。”这话说得很精辟，值得倾听。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肯定很多，其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日本思想文化乃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极特殊的文化现象。也许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要想真正有所自觉，就必须确立日本人的主体精神观。在我看来，除了自然科学，其他所有思想文化，越是具有特殊性的东西，才越具有普遍性，离开了特殊性就谈不上什么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具有特殊性，就一定会有普遍性；而是唯有最优秀的东西，才能有资格说普遍性。比如凡·高和雷诺阿的油画，即便是日本人也会感受到它的美。这就是它所隐含的普遍价值。反之，雪舟和狩野派的绘画，在西方人眼里亦一样具有它的普遍价值。再比如，日本的禅为西方人所喜爱，也表明了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一致。另外，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与日本的能乐，也无不具有它们的世界性意义。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战后，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推行，日本人自己也对战前进行了全面批判。于是，轻视日本传统思想文化的风潮逐渐占据上风。结果导致了日本传统醇厚风格的丧失殆尽，而被欧美人誉为“东洋君子国”的日本人之特性也随之消失了，后来，日本人原本就有自我抑制的民族性，在这种民族性的驱使下，日本人在向海外宣传日本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也处于不作为的懈怠状况，这是很可惜的。于是，日本人自然也就会对自己这种潜在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深邃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去表现它了。
　　且不说日本国内外有识之士的相关评论，就看日本的民族语言和文字，也可大致了然。这是因为，大凡一个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都会通过其民族语言和字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要问究竟是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规定了语言文字，还是民族的语言文字规定了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那我们只能回答说：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说是相互催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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