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个做填字游戏的人，一些线索在吸引他，他决心要了结这件事，破了这个案子。就像那些非常优秀的侦探和警察，对于找出共同点都非常好奇。
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法兰欣·库尔里对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下，上街去买菜。
“开我的车吧，”他建议，“我不出门。”
“你的车太大了，”她说，“每次开你的车都觉得好像在开船。”
“随你。”他说。
他那辆别克公园大道和她的丰田冠美丽都停在他们家房子后面的车库里。房子位在布鲁克林湾脊区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间的殖民路上，是一幢仿都铎式半木造的白粉泥建筑。法兰欣发动她那辆冠美丽，倒车出库，按了遥控按钮，降下车库门，一路倒出街外。开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她把一卷古典音乐卡带插进卡带匣里；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在家里她听爵士乐，因为那是基南最喜欢的，可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她总是放古典音乐。
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五英尺六英寸，一百一十五磅，大胸脯，蜂腰窄臀。往后梳的黑发卷曲而有光泽，露出整个脸庞。黑眸，鹰钩鼻，嘴唇极丰满。
照相的时候她总是紧闭嘴唇。据我知道她上面两颗虎牙是龅牙，上排牙齿比下排牙齿突出很多，因为对这项缺陷感到自卑，她很少开口大笑。结婚照片里的她春风满面，洋溢着幸福，但仍然没有露出牙齿。
她有橄榄色的皮肤，很容易晒黑。当时她已经有了夏天流行的古铜肤色，因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和基南是在牙买加奈古洛的海滩上度过的。以前她晒得更黑，可是现在基南规定她得用防晒油，还限制她晒日光浴的时间。“对你不好，”他对她说，“太黑了就不好看了。一直躺在太阳下面会让一颗李子变成一粒梅干。”李子就这么好吗？她可真想知道。李子又熟又多汁，他对她说。
等她从家里的车道开出去，开了半条街左右，也就是开到七十八街和殖民路交口的时候，一辆蓝色厢型货车的司机也跟着发动引擎。他先让她再往前开半个街区，便从路肩驶进路中间，跟在她后面。
她在湾脊大道上右转，开到第四大道再左转往北。到六十三街转角上的阿戈斯蒂诺超级市场时，她减慢车速，滑进半条街以外的一个停车位里。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经过她的冠美丽继续往前开，在附近绕了一圈，然后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边。
法兰欣·库尔里离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伊莲和我在东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厅吃饭，然后赶到拉法叶街上的市民剧院看新改编演出的《勇气修女》。我们的位子不好，很多演员讲话根本听不清楚。本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员是伊莲邻居的男友，我们想等谢幕之后到后台去称赞他的演技，搞到后来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结果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真让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时我对伊莲说，“他在台上三个小时，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清楚，刚才我坐在他对面一个小时，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怀疑他其实是个哑巴。”
“那出戏没有三个小时，”她说，“大概才两个半小时吧。”
“感觉像三个小时。”
“感觉像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回她的地方。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们一起看CNN半小时，广告时聊天。然后我们上床，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时她问我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说，“我并不想吵醒你。”
“没关系。你睡不着？”
“显然是啰。我觉得好像透不过气，不知道为什么。”
“去客厅里看书嘛，或把电视打开，不会吵到我的。”
“算了，”我说，“我有点烦了，走路回旅馆或许能让我平静点。”
伊莲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外面很冷，本来我考虑搭出租车，可是走一条街之后就不那么觉得了。
在一个街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间瞥见两栋高楼之间的月亮。几乎快月圆了；难怪。那个晚上就是有月圆的感觉，血管里如潮汐翻搅。我老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可就不知道那事该是什么。
要是米基·巴鲁在城里，或许我会去他酒吧找他。可是他现在人在国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绪，进哪个酒吧都不妥。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本书，挨到大约四点左右，才把灯关了，上床睡觉。
早上十点钟我人已经在街角的火焰餐厅，吃了一份精简的早餐，顺便读读报，主要看社会版犯罪新闻和体育版。全球版永远只报导危机，我关心不起，除非国内或国外真的大祸临头，否则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太遥远了，我的心智拒绝为之烦忧。
天晓得，我闲得很，每条新闻都可以细细读，再加上人事栏、租售版。前一个星期办公室设在佛拉提大楼里规模颇大的可靠侦探社，给了我三天工作，可是后来就没音讯了，而我最后一次靠自己关系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钱没有问题，所以并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经学会每天给自己找点事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月亮虽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并未因此沉寂。它还在那儿；血液里轻微的发烧，皮肤下说不上哪里搔痒。无论如何，你就是搔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