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党zheng研究的经典之作，张希清、何冠环、包伟民等宋史名家一致推荐。本书与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zheng》被誉为北宋党zheng研究的双璧，时至今日仍是了解、研究宋代党zheng者不可绕过的专著。
2.一部全面研究北宋党zheng的著作，全方位梳理其时间线、人物与事件。本书对宋代党zheng的梳理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起点，至南宋初年结束，接近八十年，时间线完整清晰；广泛涉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曾布、宋徽宗、蔡京等党zheng中的重要人物；清楚地梳理了王安石与吕慧卿关系恶化、洛党与蜀党之zheng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3.一扇通往北宋政治真相的大门。书中对于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党zheng之下，北宋王朝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军事政策不稳定，如复役法、对西夏政策的反复；官员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多以保全自身为重……北宋统治根基在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党zheng中日益动摇。
4.不拘成说，创见迭出。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北宋朋党之zheng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为党zheng而称为党祸等。
5.史料扎实，考证严谨。除宋史正史史料外，作者广泛搜集宋代文人笔记资料和元祐党籍碑等碑刻资料，与宋代党zheng相关的史料基本被网罗其中。同时，作者对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细致考证，如对于苏轼与程颐交恶一事及其缘由，详考多条史料的产生背景，尽可能还原该事的原委。
6.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书中将人物及其事件娓娓道来，把士大夫宦海沉浮的扣人心弦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便于读者对宋代重要人物性格、立场、社会关系等有进一步的了解。
7.附录为作者关于其师邓广铭、王瑞明二位先生的纪念文章。二文可视作作者的学术小传，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本书的观点。
编辑推荐
陈寅恪先生曾有一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宋代文化或者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这也与士大夫政治密不可分。只是，士大夫文化与士大夫政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模式会走向异化？新旧党zheng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统治究竟有何影响？这些是研治宋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书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将党zheng的范围上延至庆历党论，下延至南宋初年的靖康党论，关注新旧党各自的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集团的作为和政治局势的反复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从实质性层面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
对于有意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为基础，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分析，故在可信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把握北宋党zheng的基础性读物。
“朋党”之zheng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旧党zheng，zheng的是什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激化的党zheng之下，朝野之上受害最大的又是谁？
本书是一部北宋党zheng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八十年间的党zheng历史，关注其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统治集团的作为以及政局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影响，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为何走向僵局的某种必然性。全书史料扎实，考证严谨，作者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理解北宋党zheng的重要读物。
金兵南下，中原王朝政权由北宋转为南宋，两宋在统治集团和统治理念上多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北宋绵延日久的党zheng也在南宋初年有所体现，最明显的即是元祐旧党的政治立场仍在神、哲二宗的实录修撰中得到了充分展演。
——编者按
从神、哲二宗实录的修撰看北宋朋党之zheng的余波
北宋朋党之zheng的余波几乎使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和影响，以下只就神、哲二朝实录的修撰情况加以说明。
按《神宗实录》于元祐年间由旧党主持修定，毋庸置疑，其中带有元祐党人的强烈政治偏见。绍圣年间，新党得势后，中书舍人蔡卞上疏哲宗，谓元祐党人所修的《神宗实录》所记“ 类多疑似不根”于是哲宗命蔡卞等人“重行刊定”，据说其做法是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而《哲宗实录》亦“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所以北宋最后落成的神、哲二朝实录是由新党官员修成定稿的。宋廷南迁之后，随着宋高宗政治倾向的明确，神、哲二朝实录的重修自然又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以“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而负责编修这两朝实录的，则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冲和常安民之子常同。
范冲之父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显然，其史笔饱蘸着政治偏见。因而当时一同编修《神宗实录》的陆佃曾与范祖禹发生过严重的zheng执，认为其所修者为“谤书”。绍圣时，因为此事，“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常同之父常安民，仕途坎坷，“流落二十年”，已如前述。南宋时，“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又“为光编类《纪闻》十卷上奏，请以光之族孙宗召主光祀”，足见范冲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渊源之深，也足见范冲与司马光家族的交谊之笃。而范冲、常同受命重修神、哲二朝实录，则终于获得了为元祐旧党泄愤的机会。
范冲、常同等人绍述元祐党人的政治倾向异常明显。范冲在接受宋高宗召见时，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宋史》卷435《范冲传》：
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因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
范冲的意见为高宗所“嘉纳”。他又主张在史书中“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可惜的是，这部实录未能流传下来，不然，我们是可以清楚地了解范冲等人是如何“直书王安石之罪”，而使“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的。而常同，则也是因上疏论神、哲《实录》“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坚决要求重修，才被宋高宗除史馆修撰。
对于宋高宗来说，重修两朝《实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也出自其自身的需要。绍兴八年，宋高宗在任命勾涛为史馆修撰时对其讲过一席话，其中有云：“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己便民，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介。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神、哲二朝《实录》，实际上也无异于范祖禹、黄庭坚等人于元祐年间所修之“谤书”。
现今有案可稽的材料也充分证实绍兴所修《实录》与以前所修《实录》在史实上有重大差异。《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曾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神宗实录》是如此，《哲宗实录》亦是如此。其中范冲、常同“以私意去取”，甚至篡改史实的事例也不少。笔者可以随手举出一事，以实其说。
北宋官僚士大夫的朋党理论（代绪论）
第一章 北宋政治的发展演变与北宋党zheng的产生
第二章 熙宁、元丰时期的党zheng问题
第三章 元祐新、旧党之zheng
第四章 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zheng
第五章 从哲宗“绍述”到“建中靖国”
——新、旧党zheng的发展演变
第六章 “崇宁党禁”与北宋晚期政局
第七章 靖康党论与党zheng的流播
征引文献目录
附录
不朽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
——纪念先师邓广铭教授诞辰115周年
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后记
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论；北宋朋党之zheng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之为党zheng而称之为党祸等，均发前人所未发，甚有见地。本书对深入认识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今对于我们也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代士大夫的党zheng影响宋代政治深远，尤以北宋为烈，有谓北宋党zheng既导致改革失败，更致北宋的灭亡。过去学者研究宋代党zheng，多偏重于神宗至哲宗朝的熙丰元祐的新旧党zheng，或探索肇端于吕范相zheng至庆历变法之仁宗朝党zheng，笔者早年也写过《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本小书。唯全面研究北宋士大夫党zheng，并深入剖析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的，就非罗教授这本可称经典之作莫属。
——何冠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
政治史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视角，对传统王朝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间关键问题常常通过不同派别相互间的党zheng表现出来。自从科举士大夫成为北宋官僚阶层主体，党zheng也开始呈现新的形态。然而各种政治关系之复杂隐秘，非穷极海量历史资料，深掘其底层信息而不可知。又其影响所至，若非旁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无以窥其全貌。此党zheng史研究之不易，罗家祥教授《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一书之所以系学术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乃因其为关心我国传统政治史者不可不读之故也。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