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数字经济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关系探讨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够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1.1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
正确处理减污与降碳是新时期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四个重大转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同时面临解决传统性生态环境问题和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的重大挑战。为此，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①，突出强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意义。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领域的工作重心，也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而要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既要从理论上明确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内涵、外延与运行机制，又要全方位洞悉我国当前减
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形成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新标尺，更要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和高质量发展方向为全面深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探寻动能和开拓路径。
1.2持续健康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
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中*重要且*活跃的新动能，对于提高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①。近年来，数字经济发挥其“倍增器”“稳定器”作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己然凸显，实现了数字经济规模翻三番，在全球排名第二。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而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历史命题。而这一命题的解决既需要科学研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又需要系统把握数字经济如何全方位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其新动能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的提质增速。
1.3数字经济有望为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力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数字经济的强劲发展及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特征使其能够成为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动能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②“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既是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战略重点，又是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的重要彰显（吴德进和张旭华，2021）。而在实践层面上，2022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同时也提出了“智慧”和“智能”等数字经济相关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施手段。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依靠数字经济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各方面和各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实现依靠数字经济推动减污降碳的目标协同、空间协同、对象协同、措施协同、政策协同以及平台协同。因此，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效应与异质性，对于在绿色发展中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数字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4探索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4.1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早由Tapscott（1996）提出，他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在智能网络环境中运行、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为支撑的社会经济运行新范式。随后，数字经济又经历了信息经济、新经济等发展阶段（陈晓红等，2022）。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变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早期，数字经济的定义侧重于数字技术的开发及市场化应用，如Kling和Lamb（1999）认为数字经济是从开发、生产到销售全生产过程中都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商品或服务的经济。而随着对数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数字经济被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而这一定义也成为我国学术界目前比较认同的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解读（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数字经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数据化（王勇等，2019）、产业发展融合化（Lakhani and Panetta，2007）、信息技术共享化（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三个方面。
数字经济带来了诸多正面影响，逐渐掀起了研究热潮，国际目前主要关注的研究热点有数字技术及相关创新的发展和相关新兴数字经济模式的研究等，国内则主要着眼于数字经济的支撑要素（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制造业、数字化、产业结构）、数字产业的发展（数字平台、数字治理）以及数字金融的发展（数字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根据以上研究热点以及本书的主题，将数字经济的相关热点研究按照从发展到延伸的过程，对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数字金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统计测度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1.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数字技术的本质是规模化、智能化地采集、生产和使用信息（杨虎涛和胡乐明，2023）。目前，数字技术己经广泛渗透进群众的社会生活中（Gopal et al.，2003），早期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这些系统可以使信息标准化，并允许组织快速编码、存储、形式化和分发知识。当前，数字技术正在持续推进资源配置、生产方式、消费结构的不断更迭优化，促进技术经济形式不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Perez，1983），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新兴数字技术与产品的涌现，使得传统产业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不断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Sutherl and andJarrahi，2018）。
目前学术界针对数字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微观组织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新的组织形式铺平了道路，特别是个人和组织之间增加的数据和知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Vial，2019；Hanelt et al.，2021；Verhoef et al.，2021），而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数字交换，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治理，数字治理利用算法协议来自动化控制、协调、激励和信任构建（Vaia et al.，2022;Hanisch et al.，2023）。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内部管控成本，提升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和资产运营效率，增大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高创新度的颠覆性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出口质量升级（黄先海等，2023），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黄勃等，2023）。此外，由于数字技术的可见性，数字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创新速度和运营效率积极地影响制造业企业绩效（VolkoffandStrong，2013；Chatterjee et al.，2020；Sestino et al.，2020；Chirumalla，2021；Trocin et al.，2021）。二是比较研究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例如，孙勇等（2022）用数字专利数量衡量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三是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如孟庆时等（2021）在研究中揭示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四是探讨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如对失业的威胁，以及数字技术创新可能在技术安全、环境问题、可持续性、不平等、全球化等方面导致更多不可预测的挑战（Wang et al.，2008a;Gordon et al.，2016）。
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渗透，使得相关数字产品和服务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终形成了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李海舰和李燕，2020）。在早期，数字产业化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信息通信产业，但是随着数字化时代进程不断加快，数字产业的范围逐渐扩展，包含数字贸易、数字产品制造等多元化内容（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针对数字产业化，学者重点关注了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化（毛丰付等，2022），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根据实际发展数据分析了我国数字产业的现状及问题，并运用误差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预测了数字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不断扩大。此外，宋旭光等（2022）通过测度数字产业化指数，验证了数字产业化发展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延伸，其主要包括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数字金融、电子商务几个方面（戴翔和马皓巍，2023）。产业数字化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渗透效应，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由于数字技术对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不断受到关注（郭美晨和杜传忠，2019），例如，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在传统行业中的应用，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李磊和徐大策，2020;Basu and Fernald，2007）。目前，学术界对于产业数字化的研究并不限于其本身，而是在于不同领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研究，例如，程翔等（2021）利用政策文本挖掘的方法研究了金融产业在进行数字化升级过程中的制度供给问题，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有助于我国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Llopis-Albert等（2021）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了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业务绩效与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汽车行业通过数字化升级令制造商获得更多的利润与更强的竞争力。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群体中存在上下游联动效应（范合君等，2023），陶锋等（2023）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推动供需匹配影响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与供应质量，进而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3.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传统金融与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可以有效化解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和融资约束，促进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数字经济的稳步健康增长（Bollaert et al.，2021）。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唐松等（2019）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令相关业务加速发展，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滕磊和马德功（2020）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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