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东来首部长篇小说
一首“小镇做题家”的悲歌，怎样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l 教育是否是一场骗局？探讨“小镇做题家”的成长困境与出路。
“我没有原点可以回去，只能沿着道路向前。”
《凤凰籽》里，既有从小就按照精英教育培养的“天才少年”，也有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能做什么，一片混沌的“做题家”。从考试、大学专业选择再到就业，小说通过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的成长路径与人生选择，探讨“小镇做题家”该往何处去，反思了教育制度、阶级差异如何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路径的选择。
l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留在小地方是输？
见识过城乡的参差，再也无法忍受匮乏生活的少年；因被指责“当代课老师没前途”，与家境优渥的好友决裂的“小镇做题家”；为了融入城市中产，改名换名的咖啡师……他们或时刻担心下坠，不能留在大城市生活，或巧言令色，如同《猫鼠游戏》中的模仿犯。主人公一面努力提升学历，改掉说话的口音，提升审美趣味，一面对城市生活怀有警惕之心，难以真正融入。当小镇的人带着家乡赋予的韧性和脆弱闯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叙事”，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顿自我，则是后半程更为复杂的命题。
l “做题家”的目标是成为中产吗？
“我”的养父母，杨爵和杜丽，一对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中摆满书籍和世界各地淘来
的纪念品，在饭桌上讨论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却对眼前的苦难不置一词。他们曾是“我”艳羡的对象，为了成为这样的人，“我”改掉说话的口音，提高文学艺术品味，却始终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而相处越久，越能敏锐地捕捉到中产生活背后的脆弱、虚伪与不堪。从朝夕相处到冷淡疏离，“我”用肉身撕开他们的谎言，也迫使自己思考“何为良好的生活”。
l 贫穷和苦难是媒体赚取流量，愚弄观众的方式吗？
“我们生活在人和人无法互相看见的事实中。”
一个贫苦的少年带着带着逃离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与大城市生活优渥的少年互换了一个月的生活，在短时间体会到堪称惨烈的城乡对比后，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然而，节目播出后，他发现自己与家乡只是拿来展示城乡差距的猎奇对象，热点散去，再度无人关心。小说以戏剧化的结构探讨了地理与身份变迁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能否通过“真人秀”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知。
《凤凰籽》是青年作家东来的首部长篇小说。
一个乡村少年，带着逃离的渴望参加了一档“互换人生”的综艺，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匮乏的生活。
只想赢，却不知自己能做什么的“小镇做题家”；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对眼前的苦难不置一词的大学教授；努力融入城市中产，改名换姓的咖啡师……主人公以肉身撕开人们的伪装，又将谎言视作抵抗偏见的武器。
从无知到略知，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正是这些裂痕，赋予我们生命的厚度。
“我没有原点可以回去，只能沿着道路向前。”
从腹地来的人——自序
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时，“小镇做题家”尚未成为公共语境中的热词。然而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这个词突然闯入视野，从最初个体自嘲的标签，逐渐演变为一代人的集体叙事。当编辑读完书稿问我“你写的是不是‘小镇做题家’”时，我哑然失笑——这看似偶然的耦合，实则是时代浪潮下无数人命运的共振。
我接受这一标签，却不愿将其等同于“失意者”。相反，在我看来，依靠“做题”走出小镇的人已然是命运的宠儿。只是人们惯于仰望高处，鲜少回看来路，便难以察觉自己的幸运，以及身后落下的更多同龄人。“做题家”们带着各自的小镇所赋予的韧性和脆弱闯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叙事”；至于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顿自我，则是后半程更为复杂的命题。
1990年，我出生在江西中部一个宗族村落。三千人的村庄同属一姓，人情与规则编织成密网，维系着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的最后图景。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打工”是日常生活出现最高频的词语，也是众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它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十岁以前，我目睹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迅速崩解；青壮年人逃离，老人和儿童留守，春节是村庄一年中唯一的沸腾时刻——候鸟般的打工者从各地归来，带回城市里的消息与钞票，也带回被小心折叠起的疲惫和不适应；旧的秩序、道德、生活方式摧枯拉朽，新的事物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建立和繁殖。财富重新分配，泡沫鼓胀又破裂，人群聚散离合，变化太快，有如劲风洪流，催逼着无数人向前，却不容人回顾。我的生命历程也紧紧贴合着经济起飞和城市化的浪潮，乘着风飘离故土，泊于上海。大城市的运转惯性容不得人停顿回眸，很快就能模糊掉人对时间的感知，二十年转瞬即逝，我在清晨醒来时常被某种失重感攫住——“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既割裂了血脉相连的乡土，又未真正融入齿轮链条中的都市，我不明白这种不安源于何处，止于何时。
不断地流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处境。在上海，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普通话和体面的谈吐让我们不分彼此，但各自迥异的成长经历和方言，又仿佛让我们置于平行时空。迁徙者的身份是一层透明隔膜，让我们既能窥见彼此的生活，又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边界。我在同龄 人中体认到的这种割裂感，让我对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文学产生深切共鸣——《大河湾》我读过几遍，无论是跨越国境，还是跨出乡土，剥离故土的断裂、重塑身份的挣扎， 我与奈保尔笔下的人物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在陌生土壤里艰难抽芽，一路丢弃方言、生活习惯，甚至记忆，只为换取一张“现代都市人”的通行证。
写作长篇时，我常想起那些消失在分岔路口的同龄人，我和他们短暂交集，打过照面，曾是玩伴、亲友、同学。他们中有人考取大学，有人从商，更多人继承父母辈命运，继续栖身流水线，在外地艰难揾食；但我们早早彼此失落，成为无言的陌生人，互不相认。城市化，是一代人的城市化，也是每个人的城市化。连续性被粗暴地切断，踽踽独行的孤独难以克服。
能戴上“小镇做题家”光环的终究是少数，而更多人连成为叙事主角的资格都没有。在怀想中，我得以深感自己的幸运：作为女孩，江西女孩，竟能幸运地被家庭全力托举，沿着“读书—考学—去上海工作”的“正确路径”跌撞前行。这种幸运既让我愧疚，也让我警醒——当我们将人生简化为”逆袭”爽文时，是否正粗暴地抹杀那些未被看见的轨迹？
小说里的主人公从十二岁跋涉至三十岁，和我一样经历了乡土溃散、城乡碰撞、身份重构，但这并非我的自传。我采用了相当戏剧化的方式写作，一个贫苦少年被电视媒体粗暴地扔到大城市生活优渥的家庭，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堪称惨烈的城乡对比，内心激荡变化，他的错愕和无措被媒体当成奇观展示，经历过城市的浮华洗礼，又被扔回山村老家，却再也无法逆来顺受。现下，一个人已经很少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这样极端的处境，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外部世界变化导致的无法平息的内心激荡。这便是人生的基调了，经历过粗暴分裂的人更加懂得。
虚构是更自由的镜子，能映照出千万人的倒影。那些被遗弃的旧物、被淡忘的乡音、被时代碾过的微小个体，都在文字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写作如同考古，我不断从记忆废墟里打捞碎片：固守家园却被时代抛弃的男人、被撤销的乡村中学、对马桶的礼颂……这些细节或许微不足道，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站在三十五岁回望，我越发感受到潮流的蛮横之力。普通人如风中苇草，能做的唯有顺势俯仰。但写作让我获得回望的停顿，甚至反抗的尊严：当现实世界加速遗忘时，文字成了最后的保鲜剂。书中藏着我秘而不宣的幽暗——对逃离者的嫉妒、对留守者的愧疚、对都市精致主义的疏离，还有对故土既眷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完成书稿那日，我仿佛卸下背负多年的行囊。它是我蜕下的旧壳，是瓶中小人的重生仪式，更是对所有“迁徙一代”的告白：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正是这些裂痕，赋予我们生命的厚度。
上 001
中 145
下 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