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当“中国风”吹到欧洲，“中国”便成了欧洲人关注的焦点。
孔子及儒家经典被引入欧洲，孔子被称为“哲学家”，儒学被称为“哲学”。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人除了有丝、瓷、茶，还有欧洲人所说的那种“哲学”。随着理性的上升，“哲学”的地位日益提高，以理性取代神性、取代宗教，而与神学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哲学”还赋予国家绝对精神，使得国家观念成为绝对精神的集中反映。
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孔子的历史地位与欧洲的国策密切相关。孔子不但在中国被尊为先师，还成了启蒙运动中欧洲君王的老师。可一旦历史的风向从君主转向民主，孔子就不再是欧洲君主们的选项。他们改以希腊为师，使国家在原来君主制的基础上，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进行改良。在这一转变中，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孔子和《论语》等东方思想做出了评判。
作者回应了黑格尔提出的中国“非历史”这一命题，反思谢林中国“非神话”的论断，回顾了一个中国人对孟德斯鸠的启示，再现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辩论，分析了尼采的精神变形，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中，经历了军事革命、经济革命的欧洲人，在思想文化转型期，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器物的追捧，以及在思考“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欧洲人对中国儒学、道学等思想的吸收与评判，分析了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欧洲人对国策、国家道路如何做出方向性选择。
在作者笔下，先秦至近代的中西思想家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对话，探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对西方近代思想由神权到王权到人权这一发展历程的影响乃至对西方近代史的走向所起的作用，不仅为了解数百年前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提供新视角，还呈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景貌，同时阐释了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对近代欧洲主要国家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揭示了世界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启迪、中国作用和中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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