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C.W.布莱宁（Timothy  C.W. Blanning，1942—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专攻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欧洲史，对几个世纪中的绘画、音乐、文学、思想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2016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著有《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追逐荣耀：1648—1815》《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等十余部作品。

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亲政在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这至关重要的百余年中，旧制由盛转衰，启蒙熠熠生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在本书中，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W.布莱宁探讨了改变18世纪欧洲权力格局的文化革命。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王公贵族以古典方正的建筑、光辉崇高的绘画、庄严肃穆的歌剧呈现权力的文化，公众人民则在期刊、报纸、小说、图书室、咖啡馆中彰显文化的权力，逐渐显露的新生力量为既有秩序带来了撼动根基的挑战，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纷扰与骚动，法兰西、德意志与不列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走上了迥异的发展道路，整个欧洲就此迈入现代世界的新篇章。

呈现型文化和公共领域

支持书中论述的理论框架受到了于尔根•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深刻影响。该书在 1962年以德文首次出版，尽管以德语著作标准来看篇幅不大，却对德语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专著无论多么专精、艰涩，几乎没有哪本书不尊敬地引用哈贝马斯的研究——它的确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该书对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历史研究也有重要启示，然而英美学界由于语言的隔膜未能及时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懂“一点德语”对于阅读哈贝马斯的原著来说远远不够。即使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很难读懂其中复杂拗口的论述，正应了威克姆 •斯蒂德的那句名言——“德国人潜得深，出水时却满身泥泞”。］直到 1989年英语译本出版，哈贝马斯才得以征服大西洋两岸。从此，英语世界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发表大量研究以求弥补错过的时间。1994年，杰里米•波普金指出，“公众舆论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成熟”可以充分解释酿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变化。

虽然译者完成了这项不大讨好的翻译工作并且力求文句清晰，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仍旧是一部艰涩的著作。这里会为读者总结该书的主要论点。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这当然并非由于他不是历史学家。在论述对欧洲文化发展的宏观认识时，他主要定义和阐释了他眼中的现代文化病，并指出应当如何纠正。为此他展现、解释了从中世纪到现在文化功能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为“文化产业”——1944年由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创造——提出了社会历史解释。和他们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文化本质的政治属性。他分析的核心在于所谓“公共”和所谓“私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世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间没有明确界限。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国王、贵族、教长——通过具体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地位，例如徽章、服饰、手势和修辞。权力由此得到了直接的行使和呈现（即使之显形）：“只要王公和贵族仍然拥有土地而不仅代表土地，他们就能够在人民面前‘呈现’权力，而不是为了人民呈现权力。”

这就是呈现型文化。它局限于行使权力的人，并且假定其他人是完全消极的。呈现型文化在 15世纪法兰西和勃艮第的骑士宫廷文化中达到顶峰，在近代早期转化为巴洛克文化留存下来。不过，这时候的呈现型文化变得更加局限，从城市的街道转移到园林和宫殿的房间里。在一幢资产阶级的房子里，宴会厅也是用来居住的；但在巴洛克式的宫殿，就算是起居室，也被赋予了展示的目的。在法国，卧室既是最私密的房间，也是最重要的房间，国王就算在如厕的时候也不能独自待在卧室，因为“厕夫”还要为国王擦拭。呈现型公共领域中的过度展示并非为了娱乐或放纵；它的目的是在人民面前呈现当权者的权力。因此，国王用餐也难免被公开呈现——民众可以旁观，直到资产阶级将宴饮彻底的私人化。

近代早期，随着封建割据的王朝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贵族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封建时期的贵族在人民面前呈现自己的权力。什么时候贵族是统治者，国王和皇帝只是“同侪之首”，实际上很难说清。然而，当绝对主义将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的时候，贵族在人民面前呈现的就不再是自己的权力，而是统治者的权力。18世纪，上述发展更为迅速、深入，封建权力（王权、教廷和贵族）发生分化，割裂为公共和私人要素。国家财政和私人财产的分离，宫廷和政府机构的分离，官僚制度和专业军队的发展，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权力机构的客观化。新教和宗教宽容促使宗教转入私人领域，独留教会成为更公共化的机构。中世纪存留下来的三级会议成为议会。如此一来，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就得到了清晰的划定；社会成为与国家不同的私人领域。

两个彼此相关的变化消解了旧等级：货物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它们共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威的无缝网开始出现裂隙，从中产生了明确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国家和公民社会。家庭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变化：资产阶级将家庭从工作场所分离出来，这

个新生的“亲密空间”倡导爱、自由和教育的新理念。封建公共领域建立在权威之上，由人被动地接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则是理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定义为私人公开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弥合了本质上分裂的公民社会和国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不是公共思维，而是公共领域。重要的并非它包含了想法、感受乃至社会组成，而是这些东西正在被积极沟通。沟通的努力创造了“公众”，使之得到个体的简单集合所不具备的凝聚力和权威。也就是说，这一过程里最特殊之处在于公共论证，它是历史上从未有过如今却在展开政治争论的媒介。

哈贝马斯不认为这是瞬间的改变。创造公共领域的是公民，不是直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不是直接获取一部分权力，而是倡导公开的统治原则，以此撼动了现有政权的根基。他们拥有生产的力量，假以时日，他们公共领域的概念将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事实上，在取得政治胜利之前，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公共概念的非政治化。他们的途径是公众可以触及的文化媒介——阅读会、演讲厅、歌剧院、博物馆和音乐会。这些空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中盛行的理性讨论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地位或财富的力量。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是“纯粹的人”，在那里市场和政权的规则不再有效。

侵蚀封建公共领域的经济力量同样促成了这种变化。文化从呈现型事物转化为一种可以被购买的商品，也因此开始工业化。市场上出现更多的文化商品，它们逐步脱离旧有文化资助者（宫廷、教会和贵族）的控制。随着人们更易接触到文化商品，它们也就愈发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正是在 18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有阅读能力的公众，其中一个标志便是出版商取代贵族资助者成为代理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变化在音乐领域尤为显著。 18世纪末之前，所有音乐都与呈现型的公众需求相关，同时只具备三个功能：呈现权力、传播基督教、娱乐贵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将音乐变为商品，有消费力的人可以消费音乐，作曲家和演奏者因此从呈现型文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正是从资产阶级文化公共领域所创造的习惯和公共制度中，人们逐渐发展出了政治批评。在 1700年左右，政治批评首次出现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那时候，多种力量为了影响政治决策，开始借助公共讨论来合法化自身的要求。作为这种发展的一部分，旧有等级的呈现经历了痛苦、缓慢、长达一个世纪的变化，最终成为现代议会。 17世纪 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个决定性的变化：英格兰银行建立，审查出版物的《授权法案》在 1695年失效以及首个一党内阁成立（也就是 1695—1698年的辉格党内阁）。哈利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新情况潜力的政治家，紧随其后的是沃波尔和博林布鲁克，他们都想利用新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欧洲大陆也出现了文化公共领域，但是在资本生产力达到 1688年后英国的同等水平之前，它并没有发展到政治范畴。到了 18世纪中期，法国的公众舆论也变得政治化。然而，尽管有内克尔发表《致国王财政报告书》这样的重要事件，公众舆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有了制度化的力量，那时公共领域已经成为核心问题。在法国之后蹒跚而来的是德语地区。在那里，绝对主义维持着社会等级之间的藩篱，尤其是分割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不可逾越的高墙。同时，资产阶级也一直小心和平民保持着距离。因此，与法国相比，德意志的理性公共话语局限在中产阶级的私人聚会里。哈贝马斯选取 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读书会作为支持论述的主要材料。

在此之后，哈贝马斯的论述就偏离了本书的范围，但是为了申明此前论述的目的，这里也许需要简要介绍他的结论。哈贝马斯认为， 18世纪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虚假的黎明。正如黑格尔很快发现的，广泛公共领域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它是特定、主观和偶然的，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此后的发展也体现出这一点——文化从理性讨论堕落为盲目消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公众舆论变为公众舆论研究；原先人们用“公共”一词来形容政治决策的公共属性，现在则用它来指称商品广告；公共领域萎缩成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大众的文化解放是一场可怕的失败。大众文化成为被操控的文化，接受者降格为被动的消费者，文化产业不过是为了支持现状。

这只是宏观的论述。安东尼 •吉登斯评论道，哈贝马斯想成为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理解世界来改变它。在 20世纪 60年代的德国，特别是 1968年的动荡之后，他的分析和纲领赢得左派的广泛支持。可是虚假的黎明带来的并非市场的落败，而是它的全球性胜利。因此，与其说哈贝马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卡珊德拉。渐渐地，他的理论框架和历史依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尤其认为以“资产阶级”形容新生的公共领域是不够充分的。德语原词“ bürgerlich”是出名的模糊和难以定义，可以理解为“公民”（比如在“公民社会”中的用法）、“家庭”（比如在《萨拉•萨姆逊：一部家庭悲剧》中的用法）甚至“市民”（比如在“纽伦堡市民”中的用法）以及“资产阶级”。在词汇的译法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否根植于阶级身份。本书将指出， 18世纪发展出的公共领域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大量神职人员和贵族也参与其中。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公共领域更像是诺亚方舟而非商船。任何想在这个全新的象征空间当中发展的人必须接受其精英政治的本质。神职人员是受到制度和观念束缚最深的人，但第三等级未必比第二等级更愿意改变。贵族长期以来具有流动性和学识，因此更能应对文化改变，市民则在转化为资产阶级时面临最大的困难。随着受害者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顽固的贵族们仍旧占据着历史列车的显要位置，不过市民和保守农民的数目还是远远超过他们。

上述的保留也适用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公共领域涵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它不是某种议题，而是能够表达多种观点的空间，其中也包含了支持现状的论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它必须表达反叛的观点：

众人发展成公众，臣民发展成［理性思考］的主体，从由上至下的法规接收者变为统治权威的对手……在我们的德语中，［理性思考］这个词无疑保留了有细微差别的两个方面：动用理性和吹毛求疵……由于公共领域使用公开的原则来对抗现有权威，政治公共领域起到的客观作用最终会与文学公共领域的自我解释达成统一。

我们将会看到，在欧洲某些地区的某些时候——特别是 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公共领域和政权处于一种敌对关系。可是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候，公共领域和国家保持了一种友善、支持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公共领域是国家的创造和延伸。公共领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当然包括商品和信息日益迅速的交换。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力量，最关键的三点在于推动教育改革、扩张官僚系统、实行世俗化。在影响深远的研究自发组织的论文中，托马斯 •尼佩代指出，个体化是现代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艺术和科学从等级化社会预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触及所有人（至少原则上如此）。教会不再垄断生死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至少原则上如此）。在这个过程里文化成为平民的普遍兴趣，他们也能够参与此前只被少数人理解的活动。简单说来，公众形成了。正如尼佩代所言，加速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正是国家，采取的手段包括通过普及无差别公民的概念来推进个人主义、引入法律平等观念及废除行会制度等。

对于哈贝马斯理论的第三点保留意见在于时序。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首先在文化批评领域发声，随后才进入政治：

在公共权威对公共领域的控制受到挑战，并且最终因私人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批判而被推翻之前，早有一个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在其保护之下形成，那就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公共领域。它为此时仍旧封闭的批判性公共反思提供了训练场。

这的确有可能，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初生的公众首先会攻击软弱的目标，比如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然后再转移到更加困难的政治世界。但是反过来或许也可以成立。政治的公共辩论在 17世纪 40—50年代的英格兰就已经勃发，远远早于文化领域发展出同等规模的讨论。同样地， 1648—1653年法国的投石党之乱也引发广泛的政治论战，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文化领域才有类似程度的“古今之争”。德意志人或许是个例外，他们一直偏爱文化胜过政治；不过近来的研究也以可信清晰的论据表明，哈贝马斯对其错判了。普通德意志人对政治的阅读和讨论比之前的认识早了至少一个世纪。卡斯帕 •施蒂勒在 1695年《报纸的消遣和功用》一书中指出：

仆人、马夫、杂工、园丁和门房坐在一起，谈论报纸上的新闻……他们自诩比市镇长官还要厉害，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家事务……令人吃惊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报纸发行当天涌入邮局的大量人群，那情形简直比发放救济的时候还要热闹。

对哈贝马斯的著作还有其他批评——比如，他对 18世纪的公共话语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还有他的模型来源于德意志，并不适用于英国；此外，他在国家和社会间划出了过分清晰的界限，等等。不过在所有条件都符合要求的时候，哈贝马斯理论大厦的主要支柱依旧屹立不倒。正如玛格丽特 •雅各布所言：“并非每个人都能全盘接受哈贝马斯的理论，但是他值得因第一个提出观点而获得尊重。 ”本书试图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坚持的“资产阶级”属性之外，公共领域还有各自宣称的对立立场问题、时序问题，这些依旧提供了如何看待旧制度政治文化的启发性视角。

从人到概念：“国王已死，国家万岁！”

致谢

        导言

         第一部分 呈现型文化   

         第一章  路易十四和凡尔赛宫 

         第二章  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 

         第三章  艺术家的地位 

         第二部分 公共领域的兴起

         第四章  沟通 

         第五章  市场 

         第三部分 革命

         第六章 民族的崛起

         第七章 不列颠的模式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结语 文化的权力

        参考文献